一九五〇年五月，上面决定要翻修监狱车牌工厂的屋顶。他们打算在天气还没有太热时做完，征求自愿去做这份工作的人，整个工程预计要做一个星期。有七十多个人愿意去，因为可以借机到户外透透气，而且五月正是适合户外工作的宜人季节。上面以抽签方式选了九或十个人，其中两个正好是安迪和我。
接下来那个星期，每天早饭后，警卫两个在前，两个在后，押着我们浩浩荡荡穿过运动场，瞭望塔上所有的警卫都用望远镜远远监视着我们。
早晨行进的时候，我们之中有四个人负责拿梯子，把梯子架在平顶建筑物旁边，然后开始以人龙把一桶桶热腾腾的沥青传到屋顶上，只要泼一点那玩意儿在你身上，你就得一路狂跳着去医务室找医生。
有六个警卫监督我们，全是老经验的警卫。对他们而言，那个星期简直像度假一样，比起在洗衣房或打造车牌的工厂中汗如雨下，又或者是站着看管一群囚犯做工扫地，他们现在正在阳光下享受正常人的五月假期，坐在那儿，背靠着栏杆，大摆龙门阵。
他们甚至只需要用半只眼睛盯着我们就行了，因为南面墙上的警卫岗哨离我们很近，近到那些警卫甚至可以把口水吐到我们身上，如果他们要这么做的话。要是有哪个在屋顶上工作的囚犯敢轻举妄动，只消四秒钟，就会被点四五口径的机关枪扫成马蜂窝，所以那些警卫都很悠闲地坐在那里；如果还有几罐埋在碎冰里的啤酒可以喝，就简直是快活似神仙了。
其中有个警卫名叫拜伦·哈力，他在肖申克的时间比我还长，事实上，比此前两任典狱长加起来的任期还长。一九五〇年的时候，典狱长是个叫乔治·邓纳海的北方佬，他拿了个狱政学的学位。就我所知，除了任命他的那些人之外，没有人喜欢他。我听说他只对三件事有兴趣：第一是收集统计资料来编他的书（这本书后来由一家叫“粉轻松”的小出版社出版，很可能是他自费出版的）其次是关心每年九月哪个球队赢得监狱棒球联谊赛冠军，第三是推动缅因州通过死刑法。他在一九五三年被革职了，因为他在监狱的汽车修理厂中经营地下修车服务，并且和哈力以及史特马分红。哈力和史特马因为经验老到，知道如何不留把柄，但邓纳海便得走路。没有人因为邓纳海走路而感到难过，但也没有人真的高兴看见史特马坐上他的位子。史特马五短身材，一双冷冰冰的棕色眼睛，脸上永远带着一种痛苦的微笑，就好像他已经憋不住了、非上厕所不可、却又拉不出来的表情。在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