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我开始将钱德勒作为我寻求平和、稳定与生命意义的源头。“被关进监狱、与她分离”这种想法就像一块大石头一样压在我的心底，只有当科尔曼探员结束调查、毫无收获后我才能把这块大石头搬走，才能真正放下心来。
1994年1月
停车场事件后接下来几周内，很显然，购物中心的监控录像没能清楚地录下丹尼的车牌号。不过，据托德说，警方为他提供了一项交易，想让他说出开劳斯莱斯的那个人到底是谁。托德当然拒不交代，不过我有点怀疑他多多少少有些夸张了——他这是在为经济勒索铺路吧。不管怎样，我还是向他担保，我会摆平这件事，而他则答应饶丹尼一命。
之后，1993年接下来的日子平静无事，也就是说，“有钱人和生活紊乱者的生活方式”又重新大行其道，并以史蒂夫·马登鞋业的公开发行而画上了一个漂亮的句号。这只股票以8美元的价格上市，通过我的代理人、过桥贷款组合、公司专属交易委员会，我已净赚了2000多万美元。
圣诞节和新年期间，我们乘“娜丁”号游艇在加勒比海度了两周的假期。女公爵和我像摇滚明星般狂欢，几乎入住了圣巴特岛和圣马丁之间所有的五星级酒店；此外，吃完安眠酮后潜水，我还成功地存活了下来，除了一道伤口外，整个旅行我几乎毫发未伤。
但假期结束了，又要工作了。1月份第一周，周二，我正坐在StrattonOakmont外部法律总顾问艾拉·李·索金的办公室中，艾拉头发花白，顶着个“拖把头”。和所有杰出的白领律师一样，艾拉也曾为坏人效过劳——或者也可以说是好人，这取决于你问的对象——他曾经是一位证券市场监管者。艾拉曾担任证券交易委员会纽约地区办公室主任。
此刻，他正坐在他豪华的黑色皮制王座上，向后倚靠着，挥舞着双手，说：“乔丹，你现在应该欢欣地跳起来！两年前，证券交易委员会提起了2200万美元的诉讼，并努力想关掉这家公司；现在，他们愿意以300万美元了结，只对公司进行象征性的惩罚。这是个彻底的胜利。绝对是！”
我朝这位自吹自擂的律师笑了笑，不过内心深处，我却极为挣扎。从圣诞假期回来的第一天，这么多事情一时可真难消化。我是说，证券交易委员会并未找到任何不利于我的证据，我为什么这么快就要了结此案呢？他们在3年多之前——1991年冬——就提起了诉讼，控告我操纵证券市场和采用高压销售战术，但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