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比喻的主体都是基因而不是人。
我在《捍卫自私的基因》（Indefenseofselfishgenes）的文章里讨论了这一点以及一些其他字面上的误解。上面那段话就是从其中摘录的。
我必须补充一句的是，那些本章偶尔出现的政治性对白让我在1989年重新阅读的时候很不舒服。“最近几年里，还需要把这（需要克制自私的贪婪以防止整个组织的灭亡）给不列颠的工人们说多少次呢？”这句话让我听起来就像一名托利党党员。1975年，在我写这句话时，我投票支持的社会主义党z.府正尽全力与23%的通胀做斗争，很显然他们会很关注有关高工资的要求。像我这样的评论可以在当时任何一位工党大臣的演讲中找到。现在的英国拥有了一个新右派z.府，它将吝啬与自私抬高到了意识形态的高度。我的话因此被联想到带有一些龌龊的意味，对此我表示歉意。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会收回我所说过的话。自私的短见仍然会带来我所提及的那些不想要的后果。但是在现在，如果有人想要在英国找寻关于自私的短见的例子时，他不应该将目光瞄准工人阶级。实际上，我也许根本不应该把政治评论这个担子压在科学作品上，因为它们过时得是如此之快。20世纪30年代那些关注政治的科学家的作品在今天都因为他们那些过时的讥讽而被彻底毁掉了，例如那些来自约翰·伯顿·桑德森·霍尔丹（J.B.S.Haldane）及兰斯洛特·霍格本（LancelotHogben）的作品。
上述有关教育的议论，必然表明下面的观点是错误的：认为从遗传学的角度看来，继承下来的特性是明确固定，不容改变的。这是一种极为常见的谬见。我们的基因可以驱使我们的行为自私，但我们也不必终生屈从。如果我们在遗传上生来就是利他性的，再去学利他主义也许不那么困难。在动物中，只有人类受文化也受后天获得的以及继承下来的影响的支配。有人可能会说，文化是如此之重要，以致不论基因自私与否，它与我们对人类本性的理解都毫不相干。另有一些人也会不同意这种说法。这完全取决于作为人类特性的决定性因素“本性对教养”的辩论中，你站在什么立场上。这就使我要讲一讲本书不准备论证的第二点。在“本性对教养”的争论中，本书不支持这一或那一立场。当然我有自己的观点，但我不打算表达出来。只在最后一章中，把我的观点包含到我将要阐明的文化观点中去。如果确实证明基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