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之后，我很少和香农或玛丽说话，她们也很少和我说话，除了提醒我做分内的家务，而我从未做过。公寓在我看来挺好的。冰箱里有腐烂的桃子，水槽里有脏盘子，那又怎样？一进门有一股异味扑面而来，那又怎样？在我看来，只要臭味可以忍受，房子就算干净，我还把这种哲学延伸到我个人身上。除了每周洗一两次澡，我从不用香皂，有时连洗澡时也不用。早上我从卫生间出来，径直越过走廊的洗手池，而香农和玛丽总是——一直——在那里洗手。看到她们挑起眉毛的震惊表情，我想起了城里外婆。真是小题大做，我暗想，我又不会尿在手上。
公寓里的气氛很紧张。香农看着我，好像我是一条患了狂犬病的狗，而我并未采取什么行动让她放宽心。
我的银行存款日渐减少。我一直担心通不过课程考试，但开学一个月，在付了学费和房租、买了食物和书后，我开始考虑即使通过考试以后也不会回来上学了。原因显而易见：我上不起。我上网查了申请奖学金的要求。学费全免需要近乎完美的GPA[4]。
学期虽然只过了一个月，但我也知道获得奖学金简直是天方夜谭。美国历史课变得越来越容易，但只不过是我不再挂科而已。我的音乐理论成绩还不错，英语课却很吃力。老师说我有写作的才能，但我的语言出奇地拘谨和生硬。我没有告诉她，我仅仅凭借阅读《圣经》、《摩门经》以及约瑟夫·史密斯和杨百翰的演讲学会了阅读和写作。
然而，真正的麻烦来自西方文明课。对我来说，这门课一度是胡言乱语，可能是因为在一月的大部分时间里，我都以为欧洲是一个国家，而不是一块大陆，所以教授的话在我听来几乎讲不通。“大屠杀”问题事件之后，我就不再问问题了。
尽管如此，我还是最喜欢这门课，因为凡妮莎。每次上课我们都坐在一起。我喜欢她，因为她似乎和我属于同一摩门教派：她穿高领宽松的衣服，她还告诉我她从不喝可乐，星期天也从不做作业。她是大学里我遇到的唯一一个看上去不是异教徒的人。
二月，教授宣布，他不再进行一次性的期中考试，而是每月一考，第一次考试将于接下来的一周进行。我不知道如何准备。这门课没有教科书，只有画册和几张古典音乐CD。我一边听音乐，一边翻看画册。我费力地记忆画家和作曲者，但我没有记住名字的拼写。大学入学考试是我参加过的唯一一次考试，全部是多项选择题，所以我以为所有考试都是多项选择题。
考试那天上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