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确信他真的相信我们身处危险之中。我努力寻求一些解释，几分钟前才学会的奇怪的词语浮现在我的脑海：偏执、狂躁、自我感觉良好、被害妄想。终于，网页上的故事和伴随我童年的故事都说得通了。爸爸一定是在哪里读过或者在新闻上看到过鲁比山事件，不知怎的，经他狂热的大脑一加工，它不再是别人的故事，而是演绎成了他自己的故事。如果z.府追捕兰迪·韦弗，那么肯定也盯上了吉恩·韦斯特弗，因为他在与光明会的斗争中一直站在前线。他不再满足于阅读别人的英勇事迹，于是为自己锻造了一顶头盔，骑上了一匹老马。
我开始沉迷于对双相情感障碍的研究。按照要求，我们要为心理学课程写一篇论文，我把躁郁症作为研究对象，然后以写论文为借口，咨询了大学里的每一位神经学家和认知专家。我描述了爸爸的症状，但并没归结于我父亲，而是一个虚构的叔叔。有些症状非常符合该病症；有些则不。教授们告诉我，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
“你的描述听起来更像精神分裂症，”一个教授说，“你叔叔接受过治疗吗？”
“没有，”我说，“他认为医生是z.府阴谋的一部分。”
“这确实使事情复杂化了。”他说。
在这一系列微妙的推动作用之下，我写了一篇关于双相情感障碍的父母对孩子的影响的论文。我以第三人称的角度进行了无情的批判。我写道，父母患有躁郁症的孩子受到双重风险因素的打击：首先，因为他们在基因上更容易患上情绪障碍；其次，因为充满压力的生活环境和患病父母糟糕的养育方式。
课堂上，老师讲授了神经递质及其对脑化学的影响。我明白了疾病不是一种选择。这些知识也许会让我对父亲产生同情，但并没有。我只感到愤怒。我想，我们才是付出代价的人。母亲。卢克。肖恩。我们伤痕累累，瘀青、擦伤、脑震荡、腿着火、脑袋开花。我们一直生活在一种警觉的状态和持续的恐惧之中，我们的大脑充斥着皮质醇，因为我们知道那些事情随时可能发生。因为爸爸总是把信念置于安全之前。因为他相信自己是正确的，在经历了第一次车祸、第二次车祸、垃圾箱疗伤、着火、托盘坠落这些事件后，他仍坚持相信自己是对的。付出代价的是我们。
提交论文后的那个周末我回到巴克峰。回家不到一个小时，我和爸爸就争论起来。他说那辆车是我欠他的。这件事他只是随口一提，但让我歇斯底里地发了狂。生平第一次我冲着父亲大喊——不是因为车，而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