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我们自己才能解放我们的思想
我把这两行歌词记在笔记本上，写在正在撰写的论文的空白处。阅读时我的思绪又不由自主地飘到歌词上面。我从网上了解到鲍勃·马利[2]脚上的肿瘤。我还了解到马利曾是拉斯特法里教教徒，该教派信仰“全身完整”，因此他拒绝做截肢手术。他在四年后去世，年仅三十六岁。
将自己从精神奴役中解放出来。这句歌词是马利在去世前一年写下的，当时本可以动手术去除的黑色素瘤正转移到他的肺、肝、胃和大脑。我想象一个贪婪的外科医生，长着锋利的牙齿和细长的手指，力劝马利进行截肢手术。想到医生的可怕形象和他腐败的药物，我便胆怯退缩了。这时我才明白之前未明白过来的一点，尽管我已弃绝了父亲的世界，却从未寻找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勇气。
我将笔记本翻到关于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的那堂课。在一个空白处，我画线写下：只有我们自己才能解放我们的思想。然后我拿起电话拨通号码。
“我需要接种疫苗。”我告诉护士。
乎没有人对此感到困惑。我是少数记笔记的学生之一。我想让老师做进一步解释，但是有什么东西让我放弃了这个想法——我确信这样做无异于对着一教室的人大喊：我不属于这里。
下课后，我回到自己的房间，凝视着窗外的石门和中世纪时期的城垛。我想到了积极自由，想到了自我强迫可能的意义，直到我的头隐隐作痛。
我给家里打电话，是母亲接的。听见我用哭声说“你好，母亲”，她很激动。我告诉她，我不该来剑桥，我什么都不懂。她说她一直在进行肌肉测试，发现我有一个脉轮失去了平衡。她说她能调整。我提醒她我可是在五千英里之外。
“没关系，”她说，“我会调整奥黛丽身上的脉轮，让它飞向你。”
“让它怎么着我？”
“飞，”她说，“对生命能量来说，距离不是问题。我可以从这里将修正过的能量传送给你。”
“能量的传播速度有多快？”我问，“和声速一样，还是更像一架喷气式客机？它是直接飞过来，还是会在明尼阿波里斯市停留一下？”
母亲笑着挂断了电话。
大部分早晨我在学校图书馆的一个靠窗的位置上学习。还是这样的一天早晨，杨百翰大学的好友德鲁通过电子邮件给我发了一首歌。他说那是一首很经典的歌，但歌名和歌手我都从未听说过。我用耳机播放了这首歌，立刻就被它牢牢吸引。我望着北回廊，一遍又一遍地听：
将自己从精神奴役中解放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