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仍然没见到父母的身影。我穿过屋子走回去，发现德鲁坐在沙发上，正在听一个女人向他解释阿司匹林会导致不孕不育。我一把抓起他的手，拉着他越过陌生人往前走。
“这个地方是真实的吗？”他说。
我在地下室一间没有窗户的房间里找到了母亲。我已感觉到她是故意躲在那里的。我向她介绍了德鲁，她热情地微笑。“爸爸呢？”我问。我怀疑他卧病在床，自从爆炸烧焦了他的肺，他经常患肺病。
“我肯定他正在上面嚷嚷。”她说，眼睛转向
我再次回到巴克峰时，已是秋季，山下奶奶奄奄一息。九年来，她一直与骨髓癌抗争，现在抗争快结束了。我刚刚得知自己获得了在剑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机会，这时母亲写信给我。“奶奶又住院了，”她说，“尽快回来，我想这将是最后一次见面了。”
飞机在盐湖城着陆时，奶奶的意识正时断时续。德鲁来机场接我。那时我们已不只是好朋友，他说要开车送我去爱达荷州，直奔镇上的医院。
自从几年前送肖恩来医院那次，我就再也没来过这里。穿过弥漫着消毒水味的白色走廊时，我很难不想起他。我们找到奶奶的病房。爷爷正坐在她的床边，握着她长满老年斑的手。她睁开眼睛看着我。“是我的小塔拉，大老远从英国回来啦。”说完，她闭上了眼睛。爷爷捏了捏她的手，但她睡着了。一位护士告诉我们，她可能会睡上几小时。
德鲁说他会开车送我到巴克峰，我同意了。直到那座山映入眼帘时，我才怀疑这是否是个错误的决定。德鲁听过我的故事，但将他带到这里来还是颇有风险：毕竟这不是一个故事，我不确定是否有人会按照我为他们写就的剧本扮演角色。
房子里一片混乱。到处都是女人，有的在打电话接订单，有的在调制精油，有的在过滤酊剂。房子南面又扩建了一个新房间，更年轻点儿的女人在那里装瓶、打包订单、等待发货。我让德鲁待在起居室，去了卫生间，那是家中唯一看起来与我的记忆保持一致的房间。当我从里面出来时，一头撞在一个瘦瘦的老妇人身上。她头发硬直，戴一副大方框眼镜。
“这个卫生间仅供高级管理人员使用，”她说，“装瓶员工只能使用扩建区域的卫生间。”
“我不是在这儿工作。”我说。
她盯着我。在她眼里，我当然是在这里工作的。每个人都是。
“这个卫生间是给高级管理人员用的。”她挺直身子，又重复了一遍，“不允许你离开扩建区域。”
我还没来得及回答，她就走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