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博士学位岌岌可危。
假如那时我向导师朗西曼博士解释自己无法工作的原因，他会帮助我，为我争取更多资金，并请求院系给我更多时间。但我没有解释，我不能。他不知道为什么将近一年我的工作毫无进展。于是七月一个阴沉的下午，我们在他的办公室见面时，他建议我放弃。
“博士学位要求特别高，”他说，“如果你做不到也没关系。”
走出他的办公室，我对自己满心愤怒。我去图书馆搜集了半打书，将它们抱回我的房间，放在书桌上。但理性思考让我头晕恶心，第二天一早，那些书都被我挪到床上支撑笔记本电脑，而我连续地看着《吸血鬼猎人巴菲》，美其名曰工作。
那年秋天，泰勒与我父亲对质。他先和母亲通了电话，之后又打电话给我，转述了他们的谈话。他说，母亲“站在我们这边”，她认为肖恩的状况让人无法接受，并已说服父亲采取行动。“爸爸正在处理这件事，”泰勒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你可以回家。”
两天后我的电话又响了，我暂停《吸血鬼猎人巴菲》，接起电话。是泰勒。整件事在他面前炸开了。与母亲谈话后，他不放心，于是又给爸爸打了个电话，想问问他究竟怎么处理肖恩的事。爸爸很生气，咄咄逼人。他朝泰勒大吼，说如果再提此事，就与泰勒断绝关系，然后就挂断了电话。
我不愿想象这次谈话。泰勒一跟父亲说话，就口吃得更厉害。我想象哥哥弓着腰对着话筒，集中精力，费劲地把卡在喉咙里的话一一吐出来，而父亲则抛出一大堆丑话。
泰勒还没从父亲的威胁中回过神来，他的电话又响了。他以为是爸爸打来道歉的电话，没想到是肖恩打来的。爸爸已将一切都告诉了他。“我可以让你在两分钟内滚出这个家，”肖恩说，“你知道我能办到。问问塔拉就行。”
我一边听泰勒的讲述，一边盯着屏幕上莎拉·米歇尔·盖拉[8]静止的画面。泰勒说了很久，快速回溯这件事，但仍停留在合理化和自我谴责的荒原。爸爸一定是误会了，泰勒说，是哪里出了差错，生了误会。也许是他自己的错，也许是他说话的方式不对。就是这样。是他的错，他能弥补。
听着听着，我感到一种陌生的距离感，近乎冷漠，仿佛我和泰勒——这个我认识了一辈子的最挚爱的哥哥——的未来是一部我已经看过并知晓了结局的电影。我知道这出戏的走向，因为我已经在姐姐身上体验过了。这正是我失去奥黛丽的时刻：这是成本为现实的时刻，税款缴纳的时刻，租金到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