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里也总是厮混在一起，谁都不相信我们之间还能隐藏什么不可泄露的秘密，更何况是如此重大的秘密。
圣地亚哥·纳萨尔是个喜欢热闹的人。被杀的前一晚，他最大的乐事便是计算婚礼的花销。在教堂里，他估算说仅花饰这一项开支就顶得上十四场一流葬礼的费用。这个精准的说法搅扰了我很多年。圣地亚哥·纳萨尔曾跟我说过许多遍，室内鲜花的香气总让他立刻联想到死亡，那天走进教堂时他又向我重复了这句话。“我的葬礼上不要鲜花。”他告诉我，没想到第二天我真的要操心为他撤去鲜花。从教堂到维卡里奥家的路上，他估算着装点街面的五彩花环的费用、邀请乐队和燃放烟火的开销，甚至还计算了婚礼前为欢迎大家而撒下的生大米要花多少钱。在令人困倦的正午，新婚夫妇在院子里转了几圈。巴亚尔多·圣罗曼当时已经成了我们的朋友，按那个时候的说法，是酒桌上的交情，他坐在我们桌边，看上去十分轻松惬意。安赫拉·维卡里奥已经摘去面纱和花冠，身上的绸缎礼服被汗水微微浸湿，她竟然这么快就显出了已婚妇人的面容。圣地亚哥·纳萨尔估算着告诉巴亚尔多·圣罗曼，截止到那时婚礼已经花费了近九千比索。很显然，对安赫拉·维卡里奥来说，这话有些莽撞失礼。“我母亲教育我，不该当着别人的面谈钱的事。”她对我说。而巴亚尔多·圣罗曼恰好相反，他听到圣地亚哥的话不但和颜悦色，甚至还有些自得。
“差不多吧，”他说，“但这才刚刚开始。等全都办完了，大概还要翻一倍。”
圣地亚哥·纳萨尔打算核对到最后一分钱，他的生命时限恰好允许他完成这件事。事实上，加上第二天他临死前四十五分钟克里斯托·贝多亚在码头上透露的最后几笔款项，他已经证实巴亚尔多·圣罗曼的估计十分准确。
我只能借用别人的记忆碎片将那场婚礼庆典的情形追记下来，因为我对那时的回忆纷乱混杂。多年以来，我的家人总会说起，为了祝贺新人，我父亲拉起了少年时代的小提琴，我的修女妹妹披上修道院看门人的衣服跳起了默朗格舞，而我母亲的表兄狄奥尼西奥·伊瓜兰医生请人将他带上礼宾船，免得第二天主教来访时他还待在这里。为撰写这篇报道搜集材料时，我又记起了许多零星的往事，其中一个无关轻重的回忆是关于巴亚尔多·圣罗曼的两个妹妹的。她们穿着天鹅绒外套，一对巨大的蝴蝶翅膀用金线系在背上，比她们父亲帽盔上的羽饰和胸前挂满的战功勋章更引人注目。很多人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