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佩德罗·维卡里奥自己承认，是他决定要杀掉圣地亚哥·纳萨尔的，他哥哥起初只是从旁跟随。然而，被镇长没收屠刀之后，他觉得已经尽了责任，可以罢手了；从那时起，巴勃罗·维卡里奥成了指挥者。两个人分别面对预审法官时，谁也没有在供词中提到这一分歧。但巴勃罗·维卡里奥多次向我证实，说服他弟弟最终下手十分不容易。或许只是一阵转瞬即逝的恐慌，可实际情况是巴勃罗·维卡里奥一个人钻进猪圈又挑出两把刀，那个时候，他弟弟正痛苦地站在罗望子树下一滴一滴地撒着尿。“我哥哥根本不知道那种感受，”在我们唯一的一次见面中，佩德罗·维卡里奥对我说，“就好像往外尿玻璃碴子。”巴勃罗取回刀来，发现他弟弟还抱着树干站在那儿。“他疼得出了一身冷汗，”巴勃罗对我说，“他想劝我自己去，因为他那种状态杀不了任何人。”佩德罗坐在一张为吃喜宴而摆在树荫下的木匠工作台上，将裤子褪到膝盖上。“他用了半个钟头，才换好裹阴·茎的纱布。”巴勃罗·维卡里奥对我说。实际上，换纱布耽搁了不超过十分钟，但在巴勃罗看来这段时间如此难熬又令人费解，他以为弟弟又在耍花招，想拖延到天亮。于是他把刀塞到弟弟手里，几乎是强拖着他去为妹妹挽回名誉。
“没有回头路，”他对弟弟说，“就当这件事已经发生了。”
他们经过猪圈的大门往外走，手里握着没有包裹的屠刀，院子里的几条狗狂吠着跟在身后。天开始亮了。“那时没有下雨。”巴勃罗·维卡里奥回忆说。“不但没有雨，”佩德罗记得当时的情景，“海风吹过来，还能用手指着数出天上的星星。”消息已经传开了。他们经过奥滕西亚·包特家时，她恰好打开大门。她是第一个为圣地亚哥·纳萨尔哭丧的人。“我以为他们已经把他杀了，”她对我说，“借着路灯的光，我看见他们手里拿着刀，觉得刀上还滴着血。”那条偏僻街巷里还有几户人家敞着大门，其中包括巴勃罗·维卡里奥的未婚妻普鲁登西亚·科特斯家。这对兄弟凡是在这个时候经过她家门前，总会进去喝当天的第一杯咖啡，特别是每个礼拜五去肉市的时候。他们推开院门，几条狗在昏暗的晨光里辨出他们的身影，立刻围了过来。兄弟俩走进厨房，向普鲁登西亚·科特斯的母亲道了早安。那时咖啡还没有煮好。
“回头再喝吧，”巴勃罗·维卡里奥说，“这会儿有急事要办。”
“我知道，孩子们，”她回答道，“维护名誉的事不能耽搁。”
尽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