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〇六年六月二十八日，星期三（亨利四十三岁，同时也是四十三岁）
亨利：我在黑暗中苏醒，躺在冰冷的水泥地面上。我想要坐起来，却感到晕眩，不得不再次躺下。头很疼，我用手去摸，左耳后面肿了一大块。当眼睛适应了黑暗后，我依稀看见楼梯的轮廓，那个“出口”标记，以及一只只高高挂在我头顶的荧光灯泡，孤零零地发出冷光，四周都是“笼子”的十字交叉的网格。这是纽贝雷，看来我已经被“笼子”困了好几个小时了。
“别慌张，”我大声对自己说，“没事的。没事的。没事的。”我停下来，因为我根本没有听到自己的声音。我努力站起来，瑟瑟地发抖，我究竟还要等多久？同事看到我会怎么想？时辰终于到了，就要被揭开伪装，露出我自然界稀有怪胎的真面目了。不过，至少要说的是，我从没盼望过会有这么一天到来。
我前后走动，试着让身体暖和些，可是却头疼起来。我放弃了，坐在笼子中心的地板上，身体尽量缩成一团。时间分分秒秒地过去，我在脑海中一遍遍回放整个经过，假设各种可能出现的或好或坏的结果。最后我厌倦了，便开始在脑海里一盘接一盘地播放唱片。果酱乐队的《那是场娱乐》、艾尔维斯·考斯特罗的《药片和肥皂》、路·瑞德的《完美的一天》，正当我搜肠刮肚地回忆四人帮乐队的《我爱上了制服男人》的歌词时，灯突然亮了。肯定是纳粹保安凯文，他要开馆了。当我赤身裸体地被困在笼子里时，整个地球上我最不愿意碰到的人就是凯文，也真巧，他一进来便很自然地注意到了我。我蜷缩在地上，学负鼠装死。
“谁在那儿？”凯文喊道，他的声音大得根本没必要。我想象凯文站在那儿的样子，面色煞白，伸长了脖子，立在楼梯那片雾蒙蒙的灯光下。他的声音在四周的混凝土墙上跳跃回响。他走下楼梯，站在最低一格台阶上，离我大概三米远。“你是怎么进去的？”他绕着笼子转，我继续假装不省人事，因为我不能解释，还不如充耳不闻。“我的天！是德坦布尔先生。”我能觉察到他站在那儿，张大嘴巴瞪着我。最后他终于想起了无线对讲机。“啊，十——四，喂，罗伊。”无法辨听的静电噪声。“呃，是，罗伊，我是凯文，呃，你能下来到A46区吗？对，在最下面。”一阵埋怨。“快点下来。”他关上对讲机。“上帝啊，德坦布尔，我不知道你这么做是想要证明什么，不过现在你真的已经证明了。”我听见他四处走动，鞋子发出“吱吱”的声响，嘴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