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他的这句话，我察觉到警方并没有对他们暗示他杀的可能性。心脏病什么的，也许是警察随口说的。
“那个，叫什么来着，就是要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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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雪笹香织分开后，我却不能像她那样直接回家，而是马上又返回位于赤坂的酒店，在一楼的咖啡厅与穗高的父亲及胞兄见面。穗高的父亲以前是出租车司机，退休后由长子夫妇照顾。那位长子，即穗高的胞兄，据说在当地的信用金库工作。他们稳健踏实得简直不像是穗高的家人，这让我感到有点惊讶。
两人都是带着妻子过来的，她们现在都在房间休息。他们是今天一大早开着私家车从茨城赶来的，原打算参加婚礼后在酒店住一晚，明天白天去东京迪士尼乐园玩，然后沿高速公路回家。穗高的胞兄夫妇有一个上幼儿园的女儿，原本定在婚礼的最后环节当花童，向新郎新娘献花。夫妻俩为让女儿穿上高级童装，甚至放弃了为自己添新衣服。告诉我这些事的不是别人，正是穗高。
我要和他们商量的，是有关穗高葬礼的事情。何时，在何处办，什么规模，具体要联系谁，需要商量的事相当多。世人常说举行葬礼是为了让人们没工夫悲伤，我觉得确实有一定道理。
让原本是为参加儿子或弟弟婚礼而来东京的人们忽然去准备同一个人的葬礼，确实有点说不过去。就连我，虽然解下了白色领带，却仍是参加婚礼时的打扮。
与今天早上见面时相比，穗高的父亲似乎苍老了十岁。我说什么，他都没有反应。哥哥好像还知道要担起责任，但大脑还没有完全反应过来。因此，我不仅需要反复说明，还得重复回答同样的问题。结果，所有事情基本上都是由我决定的。
葬礼在茨城举行，殡仪馆由我联系，按几个方案作出估价后，由穗高的家人决定葬礼的规格。至于怎么领回尸体，明天由我来问警方。为了达成这些共识，我们用了近两个小时。这两个小时与其说是商议，不如说是我一个人说话。
“这些事就麻烦您了。因为我对弟弟的生活毫不知情。”大致谈完后，穗高的胞兄道彦非常不好意思地说道。他说穗高这两年过年也没回茨城。
“没关系，只要是能帮忙的，我都会尽力。请您尽管提出来。”我言不由衷地说道。我的计划是大致商量好后，剩下的就交给这对父子，我则找机会退出来。我可不想去收拾什么穗高企划借款的残局。
“真是世事无常啊。没想到竟然会在婚礼当天出这样的事情。我一直以为他的身体很健康，没想到会有心脏病。”穗高道彦痛苦地说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