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底，《仙症》在“匿名作家计划”比赛中获了首奖，我的小说跟人突然受到很多关注，这当然是好事，一个作家能收获更多读者永远是好事，但同时也陡增惶恐——很多借《仙症》一篇才初识我的朋友，满怀期待地购回我几年前的旧作（多指比上一本长篇《生吞》更早以前的两本集子），阅后大失所望，惊呼“写出《仙症》的作者竟然还写过这种东西”——说实话，这也在我意料之中，幸好这两年学着脸皮厚了不少，搁前几年得找堵墙撞半死。
我出版个人第一本长篇小说是2007年，当时刚满二十岁，出道也算挺早，但那时候的确嫩得很，本也没有天纵之才，加上当年对文学所有的认知仅建立于自己有限的阅读与无限的假想之上，狂到没边儿，站不稳脚理所应当。同年，我在香港读了大一，暑期去TVB电视台做实习编辑，不过为赚点零用钱，却整天抱怨自己被大材小用，又在粤语听说无能的环境中，表达受缚，自我挣扎。后来因与节目制片人爆发矛盾，一气之下辞了职，既得罪了电视台，又白瞎从
学校好不容易争取来的实习名额。犹记得当日被男制片指着鼻子骂：“你呢种人将来喺社会上一定扑街！”我脾气也,bao，逼身边会讲粤语的女同学帮我翻译：“老子回去当作家了，老子不上街就不会扑街！”后想想，当时自己真是狂得可以，竟认为作家不算一种社会职业。再一个，那女同学在翻译中一定是擅自把“老子”俩字给和谐了，不然对方也不会那么轻易地摆摆手放我走，也有可能他是在听到了“当作家”三个字后，彻底当我疯了。
一年半后，经历了父亲离世，家境骤落，我休学一年回沈阳，每天除了读书、练字、跑步、买菜、做饭，陪母亲看电视剧，其余时间都用来写作。此后三年里，铆足劲又写出两本长篇，都成滞销书，深受打击，才幡然醒悟，原来作家作为一种职业，一样也要谋生。待我重返校园后，家中已无力支付我的学费，“写作能否养活自己”变成我的日常自问，昼夜深处一种惊慌之中。再后来的事，其实我有在“一席”栏目的一次演讲中详述过——借了高利贷，磕磕绊绊地拿到大学毕业证，随后在香港的一家出版社里谋得了一份编辑的工作，干了不到两年，偶然贱卖出一本旧书的版权，将够填债务的坑，脱身后跑去台北读了一年半的戏剧系研究所，幸好学费跟生活费都相对亲民，手中仅存的一点可怜版税勉强够撑，直到2016年，才因一个电影剧本的工作，退学来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