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里，看得出作者对美国社会精神面貌的忧虑。正如斯坦贝克在一部游记里所说，战后的美国社会是富有了，“见不到三十年代那种咄咄逼人的、可怕的贫穷”，但产生了“一种厌倦的情绪，一种消耗性的病症”。
一九六二年，斯坦贝克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一九l*s年，获“总统自由奖章”，以表彰他在“和平时期的贡献”。他于一九六八年去世，去世后他的《书信集》等遗作相继出版。
一九三七年秋，他跟随俄克拉何马州的农民流浪到加利福尼亚。他沿途见到流浪的农民处于绝境，感到非常震动：“有五千户人家快饿死了，不光是挨饿，是快饿死了”，“问题非常尖锐”。这时他觉得他过去写的书是“多么拙劣，多么渺小”。他要描写农民的悲剧，要为他们说话。这是他创作《愤怒的葡萄》的动机。
《愤怒的葡萄》以经济危机时期中部各州农民破产、逃荒和斗争为背景。俄克拉何马和邻近的得克萨斯、堪萨斯、阿肯色各州的农民负债累累，土地被大公司没收，无家可归，只得向西迁移，想在加利福尼亚州寻找出路。但是，加利福尼亚州并不像宣传的那么美好，等待他们的仍然是失业、饥饿和困苦。那里的农场主利用过剩的劳力压低工资，各种地方势力又横加勒索和迫害。
作者描写的乔德一家是其中的一户。这家人被“拖拉机”赶出祖祖辈辈耕种过的土地之后，将家中一切变卖掉，换来一辆破旧汽车，一家十三口人坐车向西逃荒。途中年老的相继去世，年轻的离散。到达加利福尼亚州时，一家只剩八口，处于贫穷无业的境地。
小说突出描写这些破产农民的互助友爱的精神。互不相识的难民只要走在同一条逃荒路上，就有了共同的语言，就可以在同样困苦的人们中间得到支援和接济。作者通过人物的口强调说：“你如果遇到困难或者受了委屈，你就找穷人去。除了穷人，谁也帮不了你的忙。”这与奢侈的有产者扔出来的一点点布施有着本质的区别。
斯坦贝克笔下的农民并不停留在互相支援这一点上。他们以切身的经历表现出阶级觉悟的提高，体会到团结战斗的重要。小说有三个人物形象显示出农民身上“闪着一股越来越强烈的怒火”。
凯西是一个牧师，随乔德一家人流浪到加利福尼亚州。他在大批农民破产、逃难的形势下，思想发生变化。他口头上虽说“人人都有罪”，心里却感到这是一件连“自己都弄不明白的事情”。他代人受过、被捕入狱之后，懂得只有团结斗争才能取得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