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离京城越远的地方，愿意出动的兵马就越少。譬如那江南府和临安府，明明都是鱼米之乡富裕之地，没怎么受过兵祸之灾，按说应当兵强马壮才对。却竟纷纷在信中推脱自己民生困顿，兵丁稀少。一个肯出三千人，一个索性只想出一千五百人。
毕竟他们离得远，叛军之乱对他们无甚影响。而救驾成功，他们能分得的好处也最有限。因此他们摆明了只打算走走过场，面子上过得去就行。至于剿匪能够成功，他们根本就不大关心。
而边远的诸侯出兵出力少也还罢了，就连中原一带的诸侯也是一个比一个小气。这些人想的是各路人马齐来勤王，倾全国之力，还怕不能把叛军打得落花流水吗？既然是必胜之事，自己又何须劳民
由于勤王之事将各地大员全都牵扯进来，于是出兵之前的准备又花费了许多时间。
整整几个月的时间里，一封又一封的书信在各府之间不断流转。
对于三府发出的勤王令，每个收到公函的地方大员都做出了回应。无论人们心里是怎么想的，情愿或不情愿，几乎无人拒绝参与勤王之事，而且明面上都表现得非常积极——即使朝廷现在已经名存实亡，可从名义上说，所有人仍是朝廷的臣子。救驾之事义不容辞，绝无推脱之理。
而因为三府府尹都发了勤王令，各地诸侯也几乎给每位发出勤王令的府尹都回了函，反倒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混乱——勤王之事到底由谁来主持统筹？三府之间总得有一个说了算的，要不然什么时候发兵、去哪儿驻军这些事儿都定不下来，共同剿匪自然无从谈起了。
在主导权这事儿上，京兆尹费岑没怎么努力就放弃了。本来么，他发勤王令的目的只是趁机推脱自己剿匪不力的责任，争不争功劳都是其次。且他远离京城，这事儿由他来操持也不好办。
而河南尹鲁广和广晋府尹刘松之间为了这件事，互相之间口诛笔伐了好几回。现在朝廷无主，两人都有趁机揽权的意图。
眼瞅着勤王之事可能就要因为两人的相争而黄了，也不知鲁广是忽然良心发现还是怎么的，竟然主动让步，将主持统筹的权利交给了率先发起勤王的刘松。
刘松这下扬眉吐气，仿佛自己已成了朝廷的代理一般，简直春风得意，又再次向天下诸侯广发公函，推进勤王一事。
然而他的春风得意并没有维持太久。他很快就发现，此事非但不代表权势，相反，还是一个大坑、巨坑、天坑！
——虽说各府都表明了同意参与勤王之事，然而参与是一回事，各府愿出多少力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