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正得是单田芳说的，用汪海的话说是：那破锣嗓子，听着过瘾。我却不喜欢他，嫌他把书说得太满，什么事都得说到十分，要是再来一个更邪乎的，他没办法，再一铆劲给说到十二分。好人就是好人，坏人就是坏人，三六九等分得清楚，一伸手基本知道谁活不了，我不喜欢这么容易猜的故事，这和我们老师是一个逻辑，给你定了性，你就别想在这部书里翻过身。那时候有一个男不男女不女的说书人，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他或者她的名字，在一个偏僻的频道说了一出《薛仁贵》，我爱听得很。初二上学期的时候，父母逼我还不是很紧，每天晚上六点，体育新闻完了，我都得想方设法把《薛仁贵》听了。最爱听那段火头军，白马白袍白甲的一个伙夫，也不知是何方神圣，一到危机的时刻就天神下凡一般解救唐军于九死一生之境地。班上除了我，只有高杰听《薛仁贵》，我那时候还没有整夜整夜地睡不着觉，反应尚且跟得上，一张嘴一串故事拉着手就能出来，高杰要是引你为友，也变得极为健谈，他有一种温文尔雅的幽默感，没有脏话，没有和生殖器相关的笑话和暗示，只有一些带着睿智和博学的小幽默，我很吃这一套，虽然我的脏话一直和生殖器相连，但是这种幽默我也能给予贴切的回应和必要的你来我往。其实我并不是一个吵闹和愿意以谩骂伪装豪放的人，只是我想要保护自己，我自卑、懦弱，若是嘴上再不加把劲，我想不出什么办法让我在那个环境里免于恐惧地生存。如果那时候我的胡子和现在一样坚硬，我一定会把连鬓胡子蓄起来。
所以我和高杰因为生于一千多年的薛仁贵而成了20世纪末的一对好朋友。从评书开始，我们发现了对方身上和自己相同的地方。内心里，我和他一样是一个安静的人，只是像他说的，我的脑后有反骨，遇见不平事和对我指手画脚的人，无论我多么努力地伪装，脸上也会露出“你最好给我滚远点”的表情；他的反骨长在心里，他常说，和老师较劲有什么用啊，我一小孩，他们再不对也是我领导，现在，咱们就得利用他们，和他们打架我觉得挺愚蠢的。我们都能写大字，他直接把粉笔放扁，像刷子一样，写出的字舒展妩媚，教语文的孔老师给的评价是：长袖善舞。我是先用抹布把黑板擦湿，粉笔立起，趁黑板变干之前，一气写完，用的是双钩法，多棱角，撇那的尽处如刀，间架结构袭自颜真卿的多宝塔碑，又混了一点勤礼碑的意趣，这是我自己摸索出的写法，那时候自以为是对美术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