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这个十九世纪将给我们带来些什么。它一开头就不好，接着越来越糟下去。复辟的阴影笼罩着欧洲，一切革新者一一雅各宾党或波拿巴分子——几乎都失败了。专制制度和耶稣会重新掌权。青年时代的理想、光明、我们十八世妃的希望，统统化做灰烬。
我把我的思想寄托于这本书中，我不知道用其他的方式表达。我始终是一个冷静平和的人，没有强烈的激情或狂热，是一家之主人是世袭贵族，思想开明，循规守法。政治上的急剧变动从来没使我经受大起大落，而且我希望如此继续下去。可是内心里，又是多么难过哟！
从前不一样，有我哥哥在。我对自己说“有他替我们大家着想”，我只爱过日子。世事变化的标志，对于我来说，不是奥地利人、俄国人到来，不是并入皮埃蒙特，不是新的税捐或我知道的什么事情，而是打开窗子看不见他的树晃动了。现在他不在了，我觉得我应当考虑许多事情，哲学、政治、历史，看报、读书，脑袋都快胀破了。可是他说的那些都不在里面，那是他的理解，一种包容一切而不能用语言说清的东西，只有象他那样身体力行地去体验，只有象他那样一生到死都该苦自已的人，才能给大家做出奉献。
我记得他生病时的情景。我们看出来了，因为他把他的简陋的卧具搬到了广场中心的那株大核桃树上。而从前，他出于野生生物的本能，总是把睡处隐蔽起来。现在他感到需要时时有人照看。我的心紧张起来。我过去总想他将来不会喜欢孤独地死去，这可能就是一种死的预兆。我给他派去一个医生，爬梯子上去的，他下来后做了一个苦脸，并摊开双手。
我爬上梯子。“柯希莫，”我开始对他说，“你活了六十五年了，怎么能继续待在树上呢？你想说的你都说了，我们理解，你向我们表现出了一种你的伟大的精神力量。现在你可以下来了。那些终生在海上飘流的人也有一个离船上岸的年龄呀。”
不行。他摆摆手做了否定的表示。他几乎不再说话了。有时候，他起身，用被子连头裹住，坐到一根树枝上晒一会儿太阳。更远的地方他去不了。那时有一个平民老太太，一位神圣的妇女（也许是他过去的情人），去给他清理换洗，给他送热的饮食。我们把木梯子靠树干架着，因为时时需要有人上去帮助他，也因期待他什么时侯决定走下来（别人都这么想，我可了解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他的周围，广场上总是一群人来陪伴他，他们互相之间闲聊，有时也同他说一两句，虽然他们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