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风速等。简而言之,我不知不觉地接受了他的委托,从明天中午十二点起在今后几天里顶替他。他没有给我时间让我考虑一下,也没有拿出时间听我对他说我很难立即做出决定,多少有点强制地让我接替他这个工作。尽管如此,我还是很喜欢这项工作。
星期二。今天早晨我第一次同茨维达小姐谈话。记录气象数据的任务,对改变我犹豫不决的性格肯定起了某种作用。就是说,我在泊特克沃的生活中,第一次有了事先确定的、我不能不履行的任务;因此,不管我和茨维达小姐的谈话进展如何,十二点差五分我便会对她说:“哎呀,我忘了,我得赶快到气象台去登录数据。”我会跟她告别,可能觉得恋恋不舍,也可能觉得如释重负,不管哪种心情我都会果断地同她告别。我觉得,昨天考德雷尔先生向我提出这个建议时,我已经隐隐约约预感到,这个任务将会鼓励我去同茨维达小姐讲话,但是,只有现在我才清楚地看清这点,清楚地意识到这种感觉。
茨维达小姐正对着一只刺海胆在写生。她把马扎放在防波堤上坐在那儿;刺海胆肚皮朝天,肉棘展开,用力地抽搐着妄图翻过身来。这位姑娘画的是软体动物的肌肉扩展与收缩的草图,采用明暗对照法,并在周围用密集的竖线勾出轮廓。我心里想好的论点,即贝壳的形状是虚假的和谐,掩盖了大自然真正的实质,但现在这个论点是牛头不对马嘴了。刺海胆的形象以及姑娘的画,都给人留下一种令人恶心的、惨不忍睹的印象,仿佛见到一副剖开的肚肠。我没话找话地对她说,刺海胆比什么都难画,因为不论是从上面看它的肉棘还是翻过来看它的软腹,虽然它身上有种放射状对称性,却很难用直线把它描绘出来。她回答我说,她之所以画刺海胆,是因为睡觉时老梦见这种图像,并想以此摆脱这种图像。同她告别时我问她,明天早晨我们能否还在这个地方见面,她说明天她有别的事,但后天还会带着速写本来写生,说我很容易找到她。
查看气压计时,有两位男子走近大棚。他们身穿黑色大衣,衣领都竖立着;我从未见过这两个人。他们问我,考德雷尔先生是否不在;又问他上什么地方去了,问我知道不知道他的住址,问他什么时候回来。我回答说不知道,并问他们是什么人,为什么向我打听考德雷尔先生。
“没什么,没什么。”他们这么说着便离开了。
星期三。我带着一束紫罗兰去茨维达小姐的旅馆里送给她。门房告诉我,她早就出去了。我转了很久,希望能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