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这种老问题。
我在文字和电子媒体介绍书介绍了二十多年,很少遇到像《生活与命运》这样的作品,觉得推荐它是自己不能回避的道德义务。七八年前读到英文本之后就四处向人宣说,想它有机会在中文世界现身。终于到了去年,北京“理想国”愿意承担,重出这部不合时宜的巨著。“重出”,是因为编辑发现它原来早就有过中译,而且还有三种版本,全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只是我孤陋无知而已。比如他们用做底本的这个版本,俄语文学翻译名家力冈先生手笔(另一个被人遗忘的名字,《日瓦格医生》与《静静的顿河》的译者),原来的译名是《风雨人生》。力冈先生的译者序言成于1989年6月10日,最后一段话是非常直白的吁求:“亲爱的读者,读读这部作品吧!它使人清醒,使人觉悟,使人知道自己是一个人!使人知道怎样做一个人!”如此八十年代的笔致,写在八十年代的终点,这本书合该要在新时期的中国被人忘记。生不逢时,往往是许多好书被埋没的原因。《生活与命运》的三种中文译本全出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那两三年。当时,苏联解体已成事实,连带垮掉的还有几十年来的苏联文学;而中国这里,则一面是笼罩了整片大地的低气压,另一面是正在冒头的人欲春芽,自然没有多少人想去碰这一千页的大书,直觉它是苏联版的伤痕文学,会看得叫人呵欠连连。
但是最近十年,它的命运却忽然逆转,一下子又复活过来了,西方每一个评论家都拿它和《战争与和平》相比,并且纷纷奉上一本小说所能得到的最高赞誉,比如说“我用三个礼拜读完,再用三个礼拜复原,在那段日子里我几乎难以呼吸”(琳达·格兰特语)。
第一个拿它和《战争与和平》相比的,并非“别有用心”的西方人(这说法来自豆瓣网上的一则短评,那则评论的作者很不屑西方世界对它的赞誉,认为其背后“别有用心”),而是1988年俄文原版终于能在祖国出版之后的苏联评论界。当时就有人立刻宣告:“那漫长的等待终于结束了!”等待什么?当然就是等待另一本《战争与和平》。就像托翁为拿破仑入侵俄罗斯的战争写出了一部不朽巨著一样,更加惨烈悲壮的“卫国战争”当然也得配上同样伟大的作品。这几乎是他们自二战一结束之后就马上开始了的漫长期待,整个苏联文坛都在寻找接得下这份重担的候选者,好几代苏联作家也都努力地想要满足那份期望,于是一本大书接着一本大书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