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电车里，一个戴着皮军帽的人用兴奋的语调对自己的同伴说：
“你听到最新消息了吗？”
前面座位上有一个人说：
“斯大林格勒！德国佬完啦！”
一个上了年纪的妇女看着维克托，好像是责备他不说话。
您。您一整天都在工作，就好像什么事儿也没有。您的毅力真了不起。”
“如果一个人天生是淡黄头发的，决不会因为墙报上的文章变成黑头发的。”维克托说。
他生索科洛夫的气已成了习惯，正因为他已经习惯了，似乎这种气已经没有了。他已经不责备索科洛夫的不坦率和怯懦。有时他自己对自己说：“他有很多好的地方，不好的地方人人都免不了有。”
“是啊，文章与文章不同，”索科洛夫说。“安娜·斯捷潘诺芙娜看了这篇文章，心脏病都发作了。已经把她从医务所送回家了。”
维克托心想：“究竟写的是多么可怕的事？”不过他没有问索科洛夫。至于文章的内容，谁也没有和他说起。人们不和病人谈他的不治之症，大概就像这样。
他带着温和的心情想到索科洛夫：人人都有缺点，他也有，我也有。
但是他从来没有彻底真诚地承认自己和别人同样有毛病和缺点，所以他马上就想：“他的观点取决于国家是否喜欢他，他的生活是否顺利。等到春天来临，等到胜利了，他一句批评的话都不会说。我却不是这样：不论国家状况是好是坏，不论国家折磨我还是眷顾我，我对国家的态度不会变化。”
到家后他要对柳德米拉说说这篇文章。看样子，当真要整他了。他要对柳德米拉说：“柳德米拉，你瞧瞧，这就是斯大林奖金！想抓人的时候，常常写这样的文章。”
“我们是同命运的，”他想道，“如果请我去巴黎大学举行
傍晚维克托最后一个离开研究所。看大门的老头子阿列克谢·米海洛维奇已经调到存衣室工作，他一面给维克托拿大衣，一面说：
“您瞧，维克托·帕夫洛维奇，真是的，在这世界上好人总不得安宁。”
维克托穿好大衣，又上了楼，在墙报栏前站了下来。他看完了那篇文章，惊慌地四处看了看：一时间他仿佛觉得，他马上就要被逮捕了，可是前厅里空空荡荡，十分安静。
他实实在在地感觉到一具脆弱的人体的重量和庞大的国家的重量的悬殊，他感觉到，仿佛国家用巨大而明亮的眼睛死死地盯着他，仿佛国家就要朝他压下来，他就要咯吱一声，尖叫一声，就此消灭了。
街上人很多。维克托觉得，在他与行人之间有一片无主的土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