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自己维护棚屋里的内部秩序，自己监视自己的厨房，他们只能吃霉烂的冻土豆，而把那些又大又好的土豆挑选出来，送到军队的食品供应站去。
囚犯们担任集中营医院和实验室的医生和细菌学家，担任清扫集中营人行道的清洁工，他们还担任向集中营供电、供暖和供应汽车零件的工程师。
集中营警察人员严厉、凶残，活动十分猖獗。警察左胳膊上系着宽宽的黄色袖标。此外，集中营的区段和班组还设有各自的
苏联红军指挥员和政治委员。法西斯匪徒要求他们提供情报，同他们合作，提供咨询，逼迫他们在各种各样的声明上签字。
这座集中营还关押着一些怠工者。这些人故意旷工，企图擅自放弃在军事工厂和军事工地的工作。把不好好工作的工人关进集中营也是国家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收获。
集中营里还关押着一些衣服上缝着淡紫色布条的人，他们是从法西斯德国出走的德国侨民。这也是法西斯当局采取的一项新措施。离开德国的人，不管他在国外表现得如何忠诚，也就自然成了政治上的敌人。
那些衣服上缝着绿布条的人，即小偷和撬门贼，在这座政治犯集中营里享受着特殊优待。警备队依靠他们监视政治犯。
利用刑事犯来控制政治犯，也是国家社会主义的新发明。
这座集中营里还有一些犯人由于命运与众不同，以致于当局设计不出与他们的身份相符的布条的颜色。他们当中有一名耍蛇的印度人，一个从德黑兰来的研究德国绘画的波斯人，一名学物理的中国大学生。然而国家社会主义在集中营的简易床上为他们留好了位置，为他们准备了盛菜汤的饭盒，每天让他们在工地上干十二个小时的活。
军用列车昼夜不停地开往死亡营和集中营。
空气中充斥着隆隆的车轮声、机车的咆哮声和数十万衣服上缝着五位数蓝色号码的囚犯们上工时的脚步声。这些集中营成了新欧洲的城市。它们的规模在不断扩大，它们有自己的设计方案，有自己的街巷、广场和医院，有自己的集市和旧货市场、火葬场和体育场。
与这些集中营城相比，与焚尸炉上方的令人触目惊心的深红色反光相比，那些局促地坐落在城郊的古老的监狱显得多么幼稚，甚至带点温和而淳朴的味道。
表面看来，管理这样一大批囚犯似乎需要一支庞大的、上百万人的监视者大军。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穿党卫军制服的人一连几个星期也不在囚犯的棚屋里露一次面。在这些集中营城里，囚犯们自己担负着警察和警卫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