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哈迈德。乌斯曼诺维奇，您是专程来问我生炉子困难不困难？”
他摇了几下头，然后沉默了好久，仔细打量着放在桌子上的双手。
“前几天我被他们叫去了。他们详细盘问了我们会面和谈话的情况。”
她说：
“那您怎么不说呢？干吗要谈生炉子的事？”
“据说这是邮检部门给耽搁了。”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说。“信件太多，邮检部门应付不了。”
他用那双漂亮的深色眼睛望了望她的脸。
“这么说，她们那里一切平安，没有发生什么不愉快的事？”
“您的气色很不好，”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说，“您好像一副病容。”
他好像反驳指控似的连忙说：
朋友、丈夫，都没有教她这么做。她生就这么个人，不会变成别的样子。离发工资还有六天她就没钱了。她只好挨饿，她的全部财产可以包在一块手帕里。但她在喀山居住期间，从未想过斯大林格勒的住所里烧坏的东西，没想过那些家具、钢琴、茶具和那些丢失的刀叉。甚至那些书烧了她也没有怜惜。
令人奇怪的是，尽管亲人们需要她，尽管房东夫妇的庸俗的生活使她感到格格不入，但她现在依然远离亲人，与她讨厌的人同住在一个屋顶之下。
收到亲人们来信的第三天，卡里莫夫到她家来了。
卡里莫夫的到来使她颇为高兴，她建议一块儿品尝用野蔷薇煮的热茶。
“莫斯科的来信您收到很久了吗？”卡鱼莫夫问道。
卡里莫夫捕捉着她的目光，说道：
“当然，我不能否认，我们谈论过战争，谈论过政治。如果说四个成年人在一起只谈电影是令人好笑
“哪里话！恰恰相反！”
他们谈了谈前方的战局。
“连孩子们都明白，战争发生了决定性转折。”卡里莫夫说。“是的，是的。”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勉强笑了笑说。“现在连小孩都明白，可是去年夏天所有的聪明人都清楚地看出德国人会战胜。”
卡里莫夫突然问道：
“您一个人生活大概很困难吧？我看见您自己生炉子。”她踌躇了一下，皱了皱眉头，仿佛卡里莫夫的问题非常复杂，一下子无法回答他似的。
“前天收到的。”
“是这样，”卡里莫夫说罢笑了笑，“奇怪，莫斯科的来信怎么走这么长时间？”
“您看看信封上的邮戳吧。”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说。
卡里莫夫拿起信封仔细打量着，忧心忡忡地说：“路上走了八天。”
他沉思了一会儿，仿佛信件走得慢对他具有某种特殊的含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