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又翻看档案材料，没有打量克雷莫夫。时间在流逝。他把克雷莫夫的案卷移到一旁，从抽屉里取出一张纸。他仿佛把克雷莫夫忘了，不慌不忙地写着，时而眯起眼睛来集中思想。然后他把写好的东西看了一遍，又思索片刻，从抽屉里取出一只信封，开始在信封上写地址。大概这不是一封公函
坐在这里？难道这一切都发生在我身上？这是在做梦，在一个夏天的夜晚做的奇妙的梦。
“在战前，您曾经为国外的托派活动中心提供过情报，透露国际g,m运动领导人的意向。”
即便不是白痴，不是恶棍，他也会怀疑这个卑鄙下流的家伙变节。如果克雷莫夫处在侦査员的位置，他也不会信任这种人。他了解那些新型的党务工作者，他们接替了在1937年被清洗或被解职和排挤的党务工作者的职位。这些人与他的气质不同。他们读的书与他不同，读书的方式也与他不同。他们不是阅读，而是“深人研究”。他们热衷于物质享受，珍惜生活福利，g,m的自我牺牲精神与他们格格不入，或者说不是他们性格的基础。他们都不懂外语，喜欢保持俄罗斯人的本色，他们的俄语说得也不地道，说到“百分比”、“夹克”、“柏林”、“杰出活动家”之类的词汇时，不是弄错了重音，便是漏掉了字母。他们中间也有聪明人，但是，他们的主要能力不在于思想，也不在于理智，而在于办事能力和巧妙手腕，在于小市民的清醒见解。
克雷莫夫明白，伟大的共性使党内新老两代干部联合起来，关键不在于差别，而在于统一，他们的共同点是相似的。不过，在这些新人面前，他总有一种优越感，一个布尔什维克和列宁主义者的优越感。
他没有发觉，现在他同侦査员的关系已经不在于他愿意不愿意让侦査员亲近他，承认不承认侦査员是党内的同事。现在，与侦查员团结一致的愿望已成为一种可怜的希望，希望他同意尼古拉。克雷莫夫亲近他，哪怕是承认他身上不单单有恶劣、卑贱、龌龊的品质也好啊。
现在，连克雷莫夫也没有发觉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侦査员的信心就是**党员的信心。
“如果您真的能够诚心诚意地悔过，如果您对党还有一星点爱，那您就坦白交待自己的罪行，以此来帮助党吧。”
此刻，克雷莫夫从自己的大脑皮层里驱逐着令人痛苦万分的软弱，突然喊道：“您从我口中什么也得不到！我不会在伪证上签字的！您听见了吗？我不会在刑讯之下签字的！”
侦查员对他说：
“您考虑一下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