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丽在威尼斯海滩[1]一家女性主义书店上班，并部分地拥有这家店。我到洛杉矶的第二天，午饭时间在那里遇到她。同一天的傍晚我们成了情人，之后不久，又成了朋友。接下来的那个星期五我用链子把她拴在我的床脚上过了整个周末。那是，她向我解释说，一件她必须“走进去才能走出来”的事。我记得她（后来在一家拥挤的酒吧里）一定要我庄严发誓，别一听她要求便放了她。急于讨好新朋友的我买了一条细链和一把小挂锁，又用黄铜螺丝将一个钢环固定在木质床脚上，一切就绪。连着几个小时她都不断地要求自由，我有点糊涂了，便起床冲了个淋浴，穿上衣服，套上地毯拖，给她拿来一柄大煎锅接尿。她改用一种坚定而理智的语气。
“解开这个，”她说，“我已经受够了。”我承认她吓到我了。我给自己倒了一杯饮料，匆匆走到阳台上去看落日。我一点也不兴奋。我寻思，如果解开链条她会鄙视我的软弱。若是不加理会她又会恨我，但这样我至少还信守了承诺。淡橘色的日头没入薄雾，我听见她在关着的卧室门里朝我大喊。我闭上眼睛，想着自己是无可指责的。
我的一个朋友曾经请一位长者给他做心理分析，那个弗洛伊德信徒在纽约开业，颇有名气。有一回我朋友长篇大论地谈起他对弗洛伊德理论的疑虑，觉得它们缺乏科学上的可信度，它们在文化上有特异性，等等。等他讲完，那个分析师和气地笑笑，回答说：“看看你周围！”然后伸出手掌，向舒适的工作室、橡胶树和秋海棠、摆满书的墙壁示意，最后手腕向内一转，既是在表明自己的坦诚，又是在展示自己优渥的衣着，说道：“如果弗洛伊德是错的，你真的以为我能坐在现在坐的地方吗？”
怀着同样的态度我返回室内（此时日头已下山，房间里也安静下来），心想，这件事明摆着是我在遵守自己的承诺。
同时，我感到无聊。我从一个房间荡到另一个房间，开灯，斜倚在门道里瞪视着已然熟稔的物件。我支起乐谱架，拿出我的横笛。几年前我自学成才，但存在不少错误，这些错误被习惯强化，我也不想去改正。比如我没有像应该的那样用手指的最尖端去按笛孔，我的手指抬得离孔太远，所以不可能灵便地吹奏急调。还有，我的右腕放松不了，没法像应该的那样自如地向笛子弯曲。吹奏时我的头也并不笔直地往后仰，相反我伛着背去看乐谱。我的气息也不受腹肌控制，只是漫不经心地由嗓子尖吹出来。我的唇形也不对劲，太过倚重一种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