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故事发生在不久前的法国，时间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和战后不久。主人公名叫勒普兰斯，这个名字不知为什么很适合他，尽管他根本不是什么“王子”[1]（那种日渐没落的中产阶级，缺钱，但受过良好的教育，有一群体面的朋友），他是作家。
当然了，他是个失败的作家，就是说，依靠巴黎黄色小报苟活，在省级刊物上发表一些诗（蹩脚诗人认为蹩脚的诗；优秀诗人根本不看的诗）和短篇小说。各个出版社——或者说读者群，那些讨厌的下等人——他不明白为什么，居然会厌恶他。他的书稿总是被否定。他已到中年，独身，已经习惯了挫折。他按照自己的方式讲究淡泊。带着骄傲和挑战的意味阅读司汤达的作品。
看一些超现实主义诗人的作品，但是心怀厌恶（或者嫉妒），打心眼儿里厌恶。读阿尔丰斯·都德的文章（字里行间充满了慰藉），出于忠于作者的父亲，也读令人遗憾的莱昂·都德的作品（散文不错）。
1940年法国投降后，原来百花齐放、四分五裂的各派作家，风,bao后，组成针锋相对的两派：主张抵抗派（又分为少数积极抵抗派和多数消极抵抗派，还有抵抗派的同情分子，还有那些通过失职、危险行动、越权、公道、礼貌等手段进行抵抗的人）和主张合作派，又分为许许多多小派别——都是在七宗罪的重力影响下组成的。在许多人看来，政治报复之后，随之而来的就是文学报复。主张合作的通敌分子控制了一些出版社、杂志社和报社。勒普兰斯（表面上不参加任何一派，或者自以为不参加任何一派）忽然明白了自己的领土（自己的祖国）是属于笔杆子们的，属于怨天尤人派，属于下等作家们的。
过了一段时间后，通敌分子们企图把他拉过来，天经地义地把他看成是同类。他们对他不仅友好，而且慷概大方。他工作的报社的新社长约见他，给他解释报纸根据新欧洲政治格局制定的新策略，许他一个更好的职位，还有金钱，名望，以及起码的，但是勒普兰斯从未见过的报酬。
那天上午，他终于明白了几件事。此前，他一直没有意识到自己在文坛的金字塔处于如此低下的位置。此前从来没有感觉自己如此重要。经过一宿的思想斗争之后，他拒绝了社长的邀请。
接下来的日子才是真正考验呢。勒普兰斯打算生活和工作一切如常，仿佛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似的。但是，他知道这是不可能的。试着写东西，但什么也写不出来。试着重读他心爱的作品，可是书页好像变成了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