邀舞卡（1 / 8）

1.我母亲在基尔布埃、考克内斯、洛斯安赫莱斯给我们朗读聂鲁达的诗歌。[1]2.就是惟一的一本书：《二十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1961年布宜诺斯艾利斯洛萨达出版社出版。封面有聂鲁达的画和告知：这是一百万册纪念版。是1961年已经印了一百万册《二十首情诗》吗？还是指聂鲁达的全部作品数量呢？我估计是前者，但这两种可能都存在，都令人不安。3.在这本书的第二页写着我母亲的名字：玛丽亚·维多利亚·阿瓦洛斯·弗洛雷斯。不管种种迹象，仅从表面观察，我的结论是：写这串名字的人不是我母亲。也不是我父亲。也不是任何一位熟人。那是谁写的呢？仔细看看这年久模糊的签名，就算有所保留，我不得不承认：这是我母亲的笔迹。4.1961和1962年我母亲的年龄比我现在的年龄要小一些，还不到三十五岁，在一家医院工作。她年轻，有胆量。5.我那本《二十首情诗》走了许多路。先是经过了智利南方的一些村镇，后来到过墨西哥城一些住宅，后来到过西班牙三座城市。6.当然了，书不是我的。起初，是我母亲的。她给了我姐姐。我姐姐从西班牙赫罗纳去墨西哥的时候，把书给了我。在我姐姐留给我的书中，我喜欢的有：科幻小说和曼努埃尔·普伊格[2]全集；本来是我送给她的，于是我又重读一遍。7.那时我已经不喜欢聂鲁达了。更不喜欢那本《二十首情诗》了！8.1968年我家迁居到墨西哥城。两年后，1970年，我认识了亚历桑德罗·佐杜洛夫斯基[3]。对我来说，他真正代表有威望的艺术家。我去一家剧院门口等他（那时他在导演《查拉图斯特拉》，与以塞拉·维嘉合作）。我对佐杜洛夫斯基说：我想当电影导演，请他教我。从那以后，我就变成了他家常客。我觉得我不是好学生。佐杜洛夫斯基问我：每周在买烟上花多钱？我说，相当多；一直像个车夫一样抽烟。赫多罗夫斯要我别再吸烟了，把省下来的钱用到高田大师教的禅宗上去吧。我说：行啊。我跟高田上了几天课，但是到了第三课时，我决定不上了，因为不适合我。9.正在上着禅宗课，我就要离开高田。高田（日本人）就挥舞着木棍朝我猛扑过来。凡是提要求的学生他一律用棍子回答。就是说，如果学生要求离队，他就送上一顿棍子，敲打声在香火缭绕的昏暗房间里震耳欲聋。10.日本人没给我提供拒绝挨打的机会。他的攻击迅猛而响亮。当时，我旁边有个女孩站在门口。日本人位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