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间里一片纯白，到处是薄雾和艳阳织成的床单和窗帘。从我身旁的窗口看出去，一片蔚蓝汪洋，无边无际。总有一天，一定会有人反驳我：不，从科拉恰医院望出去，不可能看得到海。病房不是白色，窗外也没有蓝天，十一月的海水则是讨人厌的铅灰色……那个礼拜的巴塞罗那，太阳冬眠去了，天天飘雪，街上积雪深达一米，连天性乐观的费尔明都以为我这次是死定了。
我已经死过一次，在救护车上，瘫在贝亚的怀里，帕拉西奥斯警官就在旁边，他那身警察制服沾满了我的鲜血。根据医生的说法——他们在谈这些的时候还以为我没听见呢——子弹打断了我两根肋骨，擦过心脏，再穿过一条动脉，然后迅速从身体侧面冲出来，所经之处，皆是重创。我的心脏停止跳动了六十四秒。他们告诉我，我在鬼门关绕了一圈，回来后，我睁开眼睛，露出微笑，然后就失去了意识。
再恢复清醒，已经是八天后的事。在此之前，报纸已经刊登了知名警官弗朗西斯科·哈维尔·傅梅洛的死讯，新闻指出，傅梅洛与一群持枪歹徒枪战而不幸殉职，市z.府正忙着找一条街道或巷子以他的名字命名，以兹纪念。傅梅洛是在阿尔达亚旧宅发现的唯一一具尸体。至于佩内洛佩和她儿子的尸体，始终下落不明。
我在清晨时刻醒了过来，还记得流金般的晨光洒在床单上。雪停了，有人把我窗外的蔚蓝海洋换成了一个只有几座秋千的小广场。父亲瘫坐在我床边的椅子上，睁大了眼睛，默默看着我。我对他微笑，他却哭了。费尔明在病房外的走道上呼呼大睡，贝亚托着他的头靠在她的大腿上，他们忽然听见我父亲凄厉的哭喊，急忙跑进病房。我记得，费尔明脸色苍白，身形瘦削得像根钓鱼竿。他们告诉我，我体内流的血都是他的，因为我自己的血几乎流光了，为了制造更多血红素，我的好朋友每天在医院餐厅里猛吞大鱼大肉，随时准备输血给我。或许，这是为什么我总觉得自己后来变得比较聪明，而不像原来的达涅尔了。我还记得病房里一片花海，那天下午，或许只是我醒来两分钟之后？我自己也说不上来，总之，病房里站了一排人：古斯塔沃·巴塞罗先生和他的侄女克拉拉以及贝尔纳达，还有我的好友托马斯，他一直不敢正视我的眼神，当我想要拥抱他，他却突然跑到外面的街上去哭。我也依稀记得费德里科先生，陪他前来的还有麦瑟迪塔丝和安纳克莱托先生。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贝亚了，大伙儿高兴地频频感谢上帝保佑，她却不发一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