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只能把它卖了，”我记得母亲不容置辩地说道，“冬天长着呢，我到时一个人在这儿，只留下这几个孩子帮我。另外，它食量太大，给牲口的饲料我们本来就不够。”
十一月的第二个星期六，太阳已经消匿，好像今年都不准备再现身了。每个清晨的到来，都显得更为晦暗，其脸色也越发阴沉。大西洋灰蒙蒙的潮水，潮峰几乎是黄色的，带着脾气，毫不留情地拍打着岸边光滑的圆石；永不知退却的峭壁下散落的这些石头，就像是某个巨人不经意间丢下的。晚上我们躺在床上，能听到潮水涌来，撞碎在岸上，周而复始；这种轰雷般的响声来得是如此的冷酷和规律，以至于你可以在它们的间歇中数上节拍：一二三四，一二三四。
很难想象那片透彻晶莹的夏日之蓝也是在这里——在那样的季节，只有渔船留下的几线浮油，或者海鸥御风那几抹惊人的白光，才能破坏它的无瑕。而现在，它是浑浊的、愤怒的，甚至是痛苦的；它掷起飞掠的一团团肮脏的褐色水沫、孤零零的货船丢下的眼见就要溃烂的木棍、无主的鸭舌帽、损毁渔网的浮标，和必然要出现的漂流瓶，只是里面什么话也没有。还总见到发黑的、丝絮般的海草，是它从自己身底撕扯下来的，就好像这是一个自戕的季节——拔下隐藏的、私密的、不被察觉的毛发。
我们在自己家的厨房里，母亲说话的时候，很有精神地在捅着她炉子里的木柴和煤块。烧起的烟逃逸出来，翻滚着上升，直到被屋顶压扁。母亲讲什么话都要配合手势，好比她藏起的那个声音，要通过肉体的某种动作才能解放出来。母亲又高又黑，颧骨突起，眼珠是棕色的。她的头发也很黑，又长，往往被很用力地向后束起，在她颈后盘成一个圆的发髻，用珊瑚梳子固定在那里。
父亲则背对我们站着，从窗口看着大海冲击着峭壁。他的两只手在他身后握着，肯定握得很紧，因为皮肤都泛白了——特别是左手。我父亲的左手比右手大，而且左臂也要比正常情况长三英寸。因为他在哈利法克斯的码头上干活的时候，装卸工要用的钩子他都是用左手握着。父亲的肤色没有母亲的那么黑，他的眼睛是灰色的，他现在日渐稀疏的头发也是这个颜色。
我们只住过一个地方，就是这个大海和矿镇之间的小农场。夏天父亲总是在自己的地里干活，到了冬天，父亲也曾经去矿场的地洞里面工作。后来地下的负荷他承受不住了，就会在十一月到四月期间，要么接活帮人运煤，要么就在他的林子里加工木材，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