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岁那年的某个夏夜，我和父母乘坐的火车奔向新斯科舍的东尽头。“阿莱克斯，你随时都可能看到了，”父亲兴奋地说，“注意窗外，随时可能出现。”
这时父亲站在过道里，左手撑着头顶的行李架，人斜在我和母亲的上方，母亲坐在靠窗的座位。他的右手抓着我的右手，每次我抬头，总是先望见一块弧形的白幕，那是父亲衬衫的前襟，然后又见到父亲精致的五官，他眼睛的蓝，还有他卷曲的红头发。他很高大，看上去像个运动员。父亲这年四十五岁。
“哎，安格斯，坐下，”母亲说道，话里交织着耐心和恼怒，“他不一会儿就会见着的。我们马上到了。你坐下好吗？大家都在看你。”
在车垫的绿色面料上，我的左手和母亲的右手放在一起。母亲有褐色的眼睛和褐色的头发，比父亲小三岁。她长得很好看，相片常出现在蒙特利尔报纸的“名流”版面。我们就住在蒙特利尔。
“就在那儿，”父亲像得了胜利般大吼，“看，阿莱克斯，那就是布雷顿角！”他把左手从行李架上放下来，手臂横在我们面前，指向坎索海峡的那一片蔚蓝。小小渔舟的上方，海鸥悬停在空中，山峰因为满是冷杉、云杉，呈暗绿色，像是浴水而出一般，袅袅的雾气垂在左右，如同新打开的包裹边上弃掷的绸带。
火车突然踉跄，父亲几乎失去了平衡，就把手很快放回到行李架上。我的右手被他握得太紧，几乎有些疼，我能感觉手指在父亲掌中都快麻木了。我想跟父亲提一下，但怎么说都觉得不礼貌，我知道他弄疼我也不是故意的。
“是，就在那儿，”母亲不冷不热地说了一句，“现在你可以像大家一样坐下了。”
父亲照做了，但抓我手的力道依然极为凶狠。“拿去。”母亲从我头顶递给他一张面纸，语气不算严厉。父亲静静地接过去，便让我想起他收在蒙特利尔家中的小提琴唱片。母亲不喜欢那些唱片，说听起来都一样，所以他只等母亲出门、家里剩下我俩的时候听。那些时光就好比是在教堂，很庄重，很严肃，很哀伤，我不该说话，但除了说话我也不知道还能做什么，特别是父亲落泪的时候。
现在火车已准备好乘船过海峡了。父亲松开我的手，开始收拾行李，因为我们到岸之后还要换火车。收拾完了，我们一起上了渡船甲板，眼见呜咽的船声行过平和的水面，将其宁静都搅碎了，抛进船后那翻腾的纷乱白浪中。
父亲又回到火车里，重新出来的时候拿着一个芝士三明治，是我刚刚没吃的。我们就一起去了渡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