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佩云的生活方式基本保持了二十年前她在乡村的样子。她不讲究穿戴，不讲究饮食，不用化妆品，不爱逛商店，不会使用很多种家用电器尤其害怕吸尘器和滚桶式洗衣机的巨响；她不关心政治，不留意丈夫在电视屏幕上的形象，不穿高跟鞋不喜欢出去上班，从来不给任何人写信也没有接到过任何人的信；她只穿布底鞋而且为防止鞋垫跑出来老是在鞋窠旯里摁上一枚图钉；她不抽烟不喝酒不打麻将，和丈夫做爱时永远默默地睁着眼。
这是一个对周围事物没有任何影响力的女人，同样她也很难被周围的事物所影响。比如她的往鞋窠旯里摁图钉，她的丈夫普运哲就多次提醒过她，提醒她改掉这个习惯，说她现在的身份不同以往，她是副市长夫人。她微微一笑说：“要是走着走着路鞋垫从鞋里跑出来，不是更不像副市长夫人？”她并不是有意要和丈夫作对，只是相信以图钉固定鞋垫最为稳妥，这方法是从前她在家乡读小学时，从一个乡村女教师那里学来的。
葛佩云只读过四年小学，后来父母双双瘫痪，她就退学在家，一边照顾父母一边下地干活儿，成了全村最可怜的孩子。后来普运哲下放到葛佩云的村子，分配在生产队喂牲口，有村人打听到他的底细，知道他是城里一个工厂的技术员，在厂里犯了事（大约是对“四人帮”不敬一类的事）才被打发来的，就把葛佩云给他做了介绍。介绍人说，你们两个人一个出身好家境不好，一个虽是城里人可一身的问题，两人互相将就一下成个家吧。那一年葛佩云二十六岁，普运哲比她大两岁。
葛佩云和普运哲成了家，有了女儿。不久葛佩云的父母双双病逝，普运哲充当孝子，按照乡间习俗为他们披麻戴孝，摔盆打幡送了终。普运哲的仁义孝顺赢得了村人的敬重。人们早已忘记他本是个被改造的对象。他们相信他的见解，乐意采纳他的主意。当方圆几百里的农民连赶集卖花生米都不敢时，普运哲已经半是公开半是秘密地为大队办起了塑料加工厂。他通过村人的一个在北京约仁堂药房做事的亲戚，带上重礼去北京，一举取得向约仁堂提供蜜丸注塑包装盒的专利，村民的生活悄悄地富起来。后来做了市长夫人的葛佩云常常惊异自己的丈夫那时就熟悉了这种套数。当一九七六年那个著名的十月到来之后，当中国人已经相当公开地探讨生财之道，相当公开地羡慕富裕生活的时候，普运哲已经举家离开乡村。他先是被任命为县工业局局长，以后又做过副县长，然后是长邺市经委副主任、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