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又敦促了她，敦促她起来，回到自己的房间。她仍然不动。普运哲“不得已”采取了相应的行动：他几大步走到床前掀开了她的被窝。
葛佩云从被
普运哲换了车灯，他让司机小刘把发票交给某县县长，这县长没过几天就亲自如数送来了灯款。普运哲还愿意把这件事想得更加自圆其说些：无非是拿国家的钱修国家的车。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普运哲不断想着另外一件事：他和陶又佳结婚，就意味着他必须和葛佩云分开，但普运哲拿不定主意怎样和葛佩云开口说离婚。倘若葛佩云是个刁蛮的泼妇事情也许就简单多了，多吵它几架多打它几场，趁着彼此的情绪激烈就会顺理成章地说出要说的话。但葛佩云不是泼妇，普运哲只觉得她乏味、窝囊。一个对生活没有奢求，一个温吞水般的女人，似乎永远为他创造不了一个开口就说离婚的机会。自从他和陶又佳认识以来，他知道她对眼前的生活生了疑心，她无缘无故地给他打电话，有两次还鬼使神差地追到宾馆调查他的行踪。但是她却没有明打明地找碴儿和他发生过不愉快，相反她总是那么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有几次普运哲下班回来都看见她在家中的某个角落里就那么坐着。如果这个在角落里坐着的女人不是葛佩云，普运哲就会认定她是在表演可怜和委屈，但这个女人就是葛佩云，葛佩云从哪方面来讲都不具备表演的才能。表演，那毕竟还要有点其他的表情点缀，最起码脸上还应该有泪痕。然而葛佩云没有，她只是坐着。这使普运哲又觉得葛佩云越是不会表演，她就越显得残忍。然而普运哲还是得等待那么一个“碴儿”，哪怕就像那个早晨——关于白皮鞋事件的那个早晨那样的一个碴儿。
后来在一个冬日的夜晚，他终于等到了那么一个碴儿。那天他冒着大雪回到家，摘了帽子脱掉大衣走进自己的房间，却发现葛佩云盖着他的被子躺在他的床上。这使得普运哲非常恼怒，他站在桌前双手扶住桌沿，看着这个反常女人的反常行为，想着如何提醒她行为的不得体，然后再就势把他要说的话说给她听。他想无论如何这是个机会，是个不可忽视的机会。
“你这是怎么了？”他语调铿锵地说。
葛佩云裹着被子不动，仰面看天花板。
“你怎么躺在这儿？”他又说。
葛佩云还是不动，眼睁得很大。
“你应该起来。”他又说。
葛佩云还是不动，眨眨眼。
普运哲看出葛佩云是不打算离去的，他得想下一步的措施，想必要时、万不得已时他该如何对付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