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静止不动的姿势呆呆伫立了相当长的时间。门却怎么等也不开。我和电梯好像一幅题为《我和电梯》的静物画一样凝然不动。我有点不安起来。
说不定电梯出了故障，或者电梯操纵员—假定某处存在一个负责此项工作之人—把我身陷此箱一事忘到九霄云外也未可知。我这一存在时常被人忘记。不管怎样，其后果都是我被封闭在这不锈钢密室之中。我侧耳倾听，不闻任何声息。又把耳朵紧紧贴在不锈钢壁上试了试，还是无声可闻。惟有耳的轮廓徒劳地印在壁上。电梯俨然一架式样特殊的高效消音金属箱。我打口哨吹了吹《少年丹尼》，出来的声音像一只患肺炎的狗的喘息。
我只好靠在电梯壁上，决定通过数点衣袋里的零币来消磨时间。当然，对从事我这种职业的人来说，消磨时间也是一项重要训练，就像拳击运动员总是手握橡皮球一样。就是说，这并非单纯意义上的消磨时间。只有通过动作的反复，才有可能将个别倾向化为习惯。
总之，平时我总是注意在衣袋里留有相当数目的零币，右侧衣袋里放一百元和五百元的，左侧放五十元和十元的。一元和五元零币原则上放进裤子的后袋，不用于计算。于是我将两手插入左右两只衣袋，右手数一百元和五百元的，左手点五十元和十元的，二者并行不悖。
没做过这种计算的人恐怕难以想象，起始阶段还是颇有难度的。因为大脑的右半球和左半球要分别进行完全不同的计算，最后像吻合切开的西瓜一样将两组数字合在一起。而这是非常复杂的，如果不习惯的话。
至于是否真的要将大脑左右两半球分开使用，这点我也说不清楚。若是脑生理学专家，也许采用更为特殊的说法，但我一来不是脑生理学专家，二来实际计算中确实觉得是将大脑的左右两半球分开使用来着。就计算完后的疲劳感来说，也好像在质上与进行一般计算后的疲劳感大为不同。因此作为权宜之计，我暂且认为自己以脑的右半球计算右边的衣袋，左半球则在计算左边的衣袋。
总的说来，我这人对世上种种事象、事物和存在恐怕都习惯做权宜式考虑。这并非因为我属于权宜式性格—当然我承认自己有几分这样的倾向—而是因为我发现对于世上大多数情况，较之正统式解释方法，采用权宜式把握方式更能接近事物的本质。
譬如，即使我们把地球视为一个咖啡桌而不看做是球状体，在日常生活这个层次上又有多少不便之处呢？诚然，这是个相当极端的例子，并不是说对任何事情都可以如此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