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来说，写文章是极其痛楚的事。有时一整月都写不出一行，又有时挥笔连写三天三夜，到头来却又全都写得驴唇不对马嘴。
尽管这样，写文章同时又是一种乐趣。因为较之生之维艰，在这上面寻求意味的确是太轻而易举了。
意识到这一点时我大概还不到20岁，当时竟惊愕得一周都说不出话来。而觉得只要耍点小聪明，整个世界都将被自己玩于股掌之上，所有的价值观将全然为之一变，时光可以倒流……
等我意识到这是一种错觉，不幸已是很久以后的事了。我在记事簿的正中划一条直线，左侧记载所得，右侧则写所失——失却的、毁掉的，尤其是不屑一顾的、付诸牺牲的、背弃不要的……但我没有坚持写到最后。
我们的各种努力认识和被认识对象之间，总是横陈着一道深渊。无论用怎样长的尺都无法完
样的反响。
我偶然搞到第一本哈特费尔德已经绝版的书，还是在初中3年级——胯间生着奇痒难忍的皮肤病的那年暑假。送给我这本书的叔父，3年后身患肠癌，死的时候被切割得体无完肤，身体的入口和出口插着塑料管，甚是痛苦不堪。最后见面那次，他全身青黑透红，萎缩一团，活像狡黠的猴。
我共有三个叔父，一个死于上海郊区——战败第三天踩响了自己埋下的地雷。活下来的第三个叔父成了魔术师，在全国各个有温泉的地方巡回表演。
关于好的文章，哈特费尔德这样写道：
“从事写文章这一作业，首先要确认自己同周遭事物之间的距离，所需要的不是感性，而是尺度。”（《心情愉悦有何不好》1936年）
于是我一只手拿尺，开始惶惶不安地张望周围的世界。那年大概是肯尼迪总统惨死的那年，距今已有15年之久。这15年里我的确扔掉了很多很多东西。就像发动机出了故障的飞机为减轻重量而甩掉货物、甩掉座椅、最后连可怜的男乘务员也甩掉一样。十五年里我舍弃了一切，身上几乎一无所有。
至于这样做是否正确，我无从断定。心情变得痛快这点倒是确确实实的。然而每当我想到临终时身上将剩何物，我便觉得格外恐惧。一旦付诸火炬，想必连一截残骨也断难剩下。
死去的祖母常说，“心情抑郁的人只能做抑郁的梦，要是更加抑郁，连梦都不做的。”
祖母辞世的夜晚，我做的第一件事，是伸手把她的眼睑轻轻合拢。与此同时，她79年来所怀有的梦，便如落在人行道上的夏日阵雨一样悄然逝去，了无遗痕了。
我再说一次文章，最后一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