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发烧，”他坚持说，又恢复了常态，“而且，要是哪天我觉得自己不行了，我可不会让自己落到任何人手里。我会自己滚到垃圾箱里去。”
他走进卧室去取报纸。
“多承夸奖了。”医生说。
他们一同向广场走去。空气干燥，炎热的天气使得街上的柏油开始熔化。和医生分手时，上校咬着牙低声问道：
“该付您多少钱，大夫？”
为什么这些消息月复一月地愈加耸人听闻。医生回到堂屋时，他已经全看完了。
“这个病人的身体比我还结实，”医生说道，“我要是也得上这么个哮喘病，准能指望活他个一百岁。”
上校阴沉地扫了医生一眼，一言不发地把信封还给他，不料这位却不肯接下。
“传给别人吧。”他压低了声音说。
上校把信封塞进裤兜。妻子从卧室走出来说：“大夫，我要是这两天死了，准把您一块儿拖进地狱里去。”医生没有搭腔，只是龇了龇他那口洁白无瑕的牙齿。他把椅子拖到小桌旁，从小提箱里取出几个贴着免费标签的小瓶。女人从医生身旁经过，朝厨房走去。
“您等一会儿，我给您煮咖啡去。”
“不必了，非常感谢。”医生一面说，一面在处方纸上写下了服药的剂量。“我可不想被您毒死。”
她在厨房里大笑起来。医生写罢处方，深信任谁也看不懂他那龙飞凤舞的笔迹，便朗声念了一遍。上校尽力注意听。妻子从厨房里出来时，又在他脸上看到了他昨夜的那种疲惫。
“天快亮的时候他发烧了，”她指着丈夫说，“说了两个来钟头有关内战的胡话。”
上校吃了一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