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它也不是没有危险。”上校说，他突然看不见局长了，幸好随即又在卖冷饮的小车上那些花花绿绿的瓶子中间找到了他，“人类的进步可不是一点代价不付的。”
“现在坐飞机比坐船还保险，”医生说，“两万英尺的高空上，再大的风,bao也吹不着它。”
“两万英尺！”上校茫然地重复了
，在屋里喷了一圈杀虫剂。上校发觉她神思恍惚，仿佛正把家里的鬼祟召集在一起商量。末了，她把喷雾筒搁在有石印版画的小祭台上，栗色的眼睛直视着上校那同样是栗色的眼睛。
“那就买玉米吧，”她说，“上帝知道我们该怎么混下去。”
“这简直是变戏法变出来的面包。”此后的一个星期里，每当老两口坐下来吃饭，上校都要把这句话重复一遍。老太婆施展出缝缝补补、拼拼凑凑的浑身解数，仿佛找到了一种在一无所有的状况下维持生计的诀窍。十月里雨居然多停了几天。潮湿转成闷热。沐浴在古铜色的阳光下，妻子完全缓过劲儿来了。她用了三个下午精心梳洗头发。“大弥撒开始了啊。”第一天下午上校对她说，当时她正用一把宽齿梳把满头长长的青丝梳通。第二天下午，她坐在院子里，膝上搭了条白单子，用篦子把犯病以来头上生的虱子篦了下来。最后，她用薰衣草泡水把头发洗了一遍，晾干后盘成两圈挽在脑后，然后用压发梳别好。上校等待着。晚上，他躺在吊床上一连几个钟头睡不着觉，为公鸡的命运担忧。星期三，小伙子们把它称了称，发现它状况良好。
当天下午，阿古斯丁的伙伴们兴高采烈，料定这只公鸡必胜，当他们一边打着如意算盘一边离去时，上校也觉得心情舒畅。妻子给他理了个发。“你让我年轻了二十岁。”他摸了摸头说。妻子也觉得丈夫说得有理。
“等我病好了，我连死人都能整治活呢！”她说。
可是，她这股乐观劲儿只持续了几个钟头。家里除去挂钟和那幅画以外，再没什么可卖的了。到了星期四晚上，里里外外已经一贫如洗。妻子对眼下的处境显得忧心忡忡。
“别着急，”上校安慰她道，“明天信就来了。”
第二天，上校在医生的诊所门口等汽船。
“飞机这东西真了不起，”上校盯住邮包说，“人家说它一晚上就能飞到欧洲。”
“确实如此。”医生说，用一份画报当扇子扇着。上校在等船靠岸后准备上船的人群中发现了邮电局长。局长第一个跳上船，从船长手里接过一个火漆封口的信封，然后又上到舱顶，邮袋就拴在两只汽油桶中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