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欧洲人眼里，南美洲就是一个随身带着吉他和左轮手枪的小胡子男人，”医生边看报边笑着说，“这里的问题他们完全不懂。”
局长把医生的信递给他，其余的都塞进邮袋，又把袋子扎紧了。医生正打算看那两封信，但在拆信前先看了上校一眼，然后望向局长。
“没有上校的信吗？”
一句，他搞不清这个数字究竟意味着多高。
医生更来劲儿了，他用双手把那份画报展平，并使它一动也不动。
“平稳极了。”他说。
可上校正一心挂在邮电局长身上，看着他左手端起杯子，喝干了泛着粉红色泡沫的冷饮，右手提着那个邮袋。
“而且，在海上，还有船一直和夜航的飞机保持联系，”医生接着说，“有这么周到的防备，真比轮船还稳当。”
上校看了他一眼。
“当然，”他附和道，“肯定就像地毯一样平稳。”
局长径直朝他们走来。上校怀着难以克制的焦切心情，不由得退后一步，试图看清那个火漆封口的信封上的收件人姓名。局长打开邮袋，取出一卷报纸交给医生，然后才撕开装有私人信件的大封套，查了查件数，又一封封地念着收件人姓名。医生打开了报纸。
“还在登苏伊士运河的问题，”他看了看大标题说，“西方丢了地盘。”
上校没去看那些标题。他正在全力对付自己那发胀的胃。“自从实行新闻审查以来，报纸上就只谈欧洲了，”他说，“最好欧洲人都到我们这里来，我们都到欧洲去。这样大家就都能知道各自的国家在发生些什么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