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名叫法耶，是邮递员的女儿。她在城镇里长大，住在一幢黄色的房子里，周围是白色尖桩栅栏，栅栏旁种着一排排紫色鸢尾花。她母亲据说是山谷里最好的裁缝，所以年轻时的法耶总是穿着剪裁完美的漂亮衣服，从天鹅绒夹克到涤纶长裤，从羊毛套装到华达呢裙，应有尽有。她到教堂做礼拜，也参加学校和社区活动。她过着正常有序的体面生活，可谓无懈可击。
这种表面的体面是她母亲精心炮制的结果。我的外婆拉鲁成年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当时正值二战后理想主义成为狂热思潮的十年。拉鲁的父亲酗酒，那时还没有“成瘾”和“同理心”这些术语，酗酒的人不叫“酗酒者”，而被称为“酒鬼”。她来自“非正常”家庭，却生活在一个虔诚的摩门教社区中。和许多社区一样，父母罪行的恶果也祸及子女。镇上没有一个体面的男人会考虑娶她为妻。她认识并嫁给了我外公——一个刚从海军退役的好脾气的年轻人。婚后她便致力于构建一个完美家庭，至少外表上如此。她相信这样会保护女儿们免受社会的伤害，不像她过去那样遭人冷眼。
其成果之一就是白色的尖桩栅栏和一衣橱的手工缝制衣服。另一个成果是她的大女儿嫁给了一个严厉的年轻人，此人长着一头乌黑发亮的头发，喜欢不走寻常路。
也就是说，我母亲对堆积在她身上的体面做出了任性的回应。外婆想把自己从未有过的礼物送给女儿，这个礼物就是一个好的家庭出身。但法耶不想要这个。我母亲虽然不是社会变革者——甚至在最叛逆的时期她也谨遵摩门教信仰，忠于婚姻和母性——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社会剧变似乎至少对她产生了一个影响：她不再想要白色尖桩栅栏和华达呢礼服。
母亲给我讲过几十个关于她童年的故事，关于外婆如何为大女儿的社会地位而烦恼，为她的凹凸纹细布裙是否剪裁得当而烦恼，为她的蓝色天鹅绒宽松长裤颜色正不正而烦恼。这些故事几乎总是以我父亲乘虚而入，出卖天鹅绒换取蓝牛仔裤而告终。有一件事深深铭刻在我记忆中。那时我七八岁，正在房间里换去教堂的衣服。我拿了一块湿抹布擦脸、手和脚，但只擦会露出来的部分皮肤。我选了一件长袖棉布裙，这样我就不必洗胳膊了。母亲看着我把裙子胡乱套在头上，嫉妒点亮了她的双眼。
“你要是外婆的女儿，”她说，“我们会天不亮就起床梳头，然后一早上都为穿哪双鞋更漂亮而苦恼，是该穿白色那双，还是奶油色那双。”
母亲脸上挤出一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