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学期开始我第一次去上国际事务课起，我就一直在想，我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我一直在想，为什么身为女人，我却对女性化的东西不感兴趣。
我知道一定有人知道答案，所以决定去咨询一位教授。我选择去问犹太历史课教授克里博士，因为他人很安静，说话柔声细语。克里博士个子不高，有一双黑眼睛，表情严肃。即使在大热天，他讲课时也穿着厚厚的羊毛外套。我轻轻地敲了敲他办公室的门，好像暗自希望他不要回应似的，但很快我就默默地坐到了他的对面。我不知道我的问题是什么，克里博士也没有问。他只提出了一些一般的问题——我的成绩怎么样，在
我来杨百翰大学本意是学习音乐，以便将来有一天能指挥教堂唱诗班。但是那个学期——大三的秋季学期——我没有选任何音乐课程。我无法解释，为何我放弃了高等音乐理论，转而选择地理和比较政治学；为何放弃了视唱，转而选择犹太历史。但当我在目录中看到这些课程，大声读出它们的名称时，我感受到一种永恒，我想尝尝那种永恒的味道。
我听了四个月的地理、历史和政治讲座，了解了玛格丽特·撒切尔和三八线；学习了世界各地的议会政治和选举制度；知道了犹太人流散以及《锡安长老会纪要》[16]的奇怪历史。学期结束时，我感觉到世界的广大，很难想象再回到山上、回到厨房，甚至回到厨房隔壁房间的钢琴旁，是什么样子。
这引起了我的一种危机意识。我对音乐的热爱和对学习音乐的渴望与我对女人的理解可以兼容并蓄。我对历史、政治和国际事务的热爱并非如此。然而它们在召唤着我。
期末考试前的几天，我和朋友乔希在一间空教室坐了一个小时。他在检查就读法学院的申请，我在考虑下学期选什么课程。
“假如你是女人，”我问，“你还会学法律吗？”
乔希头也没抬，说道：“如果我是女人，我不会想学法律的。”
“但从我认识你以来，你口口声声只谈论法学院，”我说，“学法律是你的梦想，难道不是吗？”
“没错，”他承认道，“但，情况就不一样了。女人天生不同。她们没有这个野心。她们的野心在孩子身上。”他朝我笑了笑，好像我知道他在说什么似的。我的确知道。我笑了，有几秒钟我们达成了一致。
接着我又问：“但假如你是女人，你的感觉和现在一模一样呢？”
乔希出神地盯着墙壁看了一会儿，认真思考这个问题。过了片刻，他说：“那我就知道是我自己出了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