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巴克峰待的时间不长，大概一个星期。离开山的那天，奥黛丽叫我不要走。那次谈话的内容我不记得了，但我记得写过关于这件事的日记。回到剑桥后的第一晚，我坐在石桥上，凝视着国王学院的教堂，写下了那则日记。我记得那条平静的河流，记得秋日落叶在波光粼粼的河面上缓缓漂流。我记得钢笔在纸上沙沙写字的声音，准确详细地记下了姐姐说过的话，有整整八页的篇幅。但我对她说那番话的记忆消失了，似乎我是为了忘却才写下来的。
奥黛丽让我留下来。她说，肖恩太强大，太有说服力，她无法单独面对他。我告诉她，她并不孤单，她还有母亲。奥黛丽说我不明白，毕竟从没有人相信过我们。如果向爸爸求助，他肯定会说我们撒谎。我告诉她父母和以前不一样了，我们应该相信他们。然后我登上了飞机，飞到了五千英里之外。
如果我为在如此安全的距离——在宏伟的图书馆和古老的教堂的环绕下——记录下姐姐的恐惧而感到内疚，只有一个迹象可以表明这点。那一晚，在日记的最后一行，我写道：今晚的剑桥不如以前美丽。
德鲁已被一个中东研究硕士项目录取，和我一起来到了剑桥。我把我与奥黛丽的谈话告诉了他。他是我向其透露家庭信息的第一个男朋友——真的透露了真相，而不仅仅是有趣的轶事。当然那是过去的事了，我说。我的家人如今不同了。但是你该知道那些事。所以你可以好好盯着我，以防我做出什么疯狂的举动。
第一个学期在一连串的晚餐、深夜派对以及不时在图书馆熬夜看书中度过了。为了获得博士学位，我必须进行一项原创性学术研究。换句话说，阅读了五年的历史，现在该轮到我来书写历史了。
但是写什么呢？在为撰写硕士论文而阅读时，我惊讶地发现，十九世纪的伟大哲学家们身上有摩门教神学的影子。我向导师大卫·朗西曼提出这一点。“那就是你的研究项目，”他说，“你可以做前人没研究过的东西：你不仅可以把摩门教视为一场宗教运动，也可以将它作为一场学术运动来研究。”
我开始重读约瑟夫·史密斯和杨百翰的信件。小时候读这些信时，我怀着崇拜之情；现在我用不同的眼光重读它们，不是用批评家的眼光，也不是用信徒的眼光。我将一夫多妻制作为一项社会政策，而不是一种教条来解读。我将它与其自身的目标，以及同时期的其他运动和理论进行比较。这感觉就像一种激进的行为。
我在剑桥的朋友已经成为家人，与他们在一起让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