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子，派那个十六岁的女孩出来。我想，她能应付。她不会像我一样害怕。她不会像我一样受到伤害。她像块石头，没有血肉，没有柔软的内心。那时我还不明白一个事实，正是温柔——这些年来我所度过的一种温柔的生活——才会最终拯救我。
我盯着刀刃。爸爸开始了长篇大论，不时停下来，让母亲认可他的话。我听见声音，古老的大礼堂里的吟唱和声，其中有我自己的声音。我听见欢声笑语，酒从瓶子里倒出来时的咕嘟咕嘟声，黄油刀碰在瓷器上叮当作响。我几乎没听到父亲说了什么，但我清楚地记得，仿佛此刻我正漂洋过海，穿越三次日落，回到我和朋友在室内唱诗班唱歌的那个夜晚。我想，我一定已经睡着了。喝了太多的酒。吃了太多的圣诞火鸡。
我认定自己是在做梦，于是如梦中人一样行事：我努力理解并运用这奇怪的现实规则。我跟假扮我家人的陌生人影进行理论，当无法理论时，我就撒谎。骗子们已歪曲了现实，现在该轮到我了。我告诉肖恩，我不曾跟爸爸说任何事。我说了一些“我不知道爸爸怎么会有那种想法”和“爸爸一定是听错了”之类的话，希望如果我拒绝了他们的追根究底，他们就会消失。一个小时后，当我们四个仍坐在沙发上，我终于接受了他们的存在。他们在这里，所以我也在这里。
我手上的血干了。那把刀躺在地毯上，除了我，每个人都忘了它的存在。我尽量不去盯着它看。到底是谁的血？我细细端详哥哥。他并没有割伤自己。
爸爸又开始了新一轮训话，这次我回过神来，能听见了。他解释说，小女孩需要接受指导，学习如何在男人身边举止得当，才不会招蜂引蝶。他已经注意到我姐姐的几个女儿有些习惯不太检点，她们中最大的才六岁。肖恩很平静。父亲冗长枯燥的唠叨让他精疲力竭。更重要的是，他觉得自己受到了保护，觉得自己有理，所以当父亲终于结束他的长篇大论时，他对我说：“我不知道今晚你对爸爸说了什么，但只是看着你，我就知道我曾伤害了你。我很抱歉。”
我们彼此拥抱，像通常吵完架后那样大笑。我一如往常对他微笑，就和当年十六岁的她一样。但她不在那里，笑容是假的。
我回到自己房间，关上房门，悄悄拉下门闩，给德鲁打了个电话。我惊慌失措，几乎语无伦次，但他最终明白过来发生了什么。他说我应该离开，马上就走，他会到半路接我。我不能，我说。此刻，一切还风平浪静。如果我试图在半夜逃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