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地亚哥·纳萨尔被主教船上欢快的汽笛声催赶着,迈着大步穿过昏暗的院子。迪维娜·弗洛尔跑在前面替他开门。她在餐厅里沉睡着鸟雀的笼子间、在厅堂中的柳条家具和悬吊着欧洲蕨的花盆间匆匆穿过,尽量不让他赶上,可当她卸下门闩时,还是没能逃脱那只鹰爪。“他一把抓住了我的私·处,”迪维娜·弗洛尔对我说,“碰见我一个人待在房子的角落里时,他常常这么干,可那天我不像往常那样害怕,只有一种想大哭一场的冲动。”她挣脱开让他出门。透过半开的大门,她瞥见广场上的巴旦杏树在破晓的晨光中像是落了一层雪,可她没有胆量再去看别的东西。“那时汽笛声已经停了,公鸡开始报晓,”她告诉我,“鸡鸣声太大了,真难以相信镇上有那么多公鸡,我还以为它们是坐着主教的船来的。”她为这个从未属于她的男人所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违背了普拉西达·利内罗的命令,没有插上门闩,让他在危急时刻可以退进门来。有一个始终没能查明身份的人从门下塞进一封信,提醒圣地亚哥·纳萨尔有人正等着要杀他,信上写明了地点、动机和其他有关这场密谋的准确细节。圣地亚哥·纳萨尔出门时,这封信就丢在地上,但是他没有看见,迪维娜·弗洛尔也没有看见,直到凶杀案发生后很久才有人注意到它。
六点的钟声已经响过,路灯仍旧亮着。巴旦杏树枝头和一些房屋的阳台上还挂着庆祝婚礼的彩色花环,好像是为了迎接主教刚刚挂上去的。铺着细砖的广场上和设有演奏台的教堂门廊里,堆满了饮酒作乐后留下的空瓶和各种废品,俨然成了垃圾站。圣地亚哥·纳萨尔走出家门时,许多人正在轮船汽笛的催促下向码头跑去。
广场上只有教堂旁边的牛奶店正开门营业,准备要杀死圣地亚哥·纳萨尔的两个男人就坐在那儿等着他。老板娘克洛蒂尔德·阿门塔在晨曦中第一个看到了圣地亚哥·纳萨尔,恍惚觉得他穿着铝制的衣服。“他那时已经像个幽灵。”她对我说。准备行凶的那两个人怀揣着裹在报纸里的刀,坐在长凳上睡着了,克洛蒂尔德·阿门塔屏住呼吸,生怕把他们吵醒。
那两个人是孪生兄弟佩德罗·维卡里奥和巴勃罗·维卡里奥,当时二十四岁。他们长得非常像,很难分辨出来。“他们相貌粗陋,但心地善良。”预审报告上这样措辞。我从小学起就认识这两个人,换作是我也会这么写。那天清晨他们还穿着参加婚礼时的深色礼服,对于加勒比地区而言,显得太厚也太正式。数小时的煎熬令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