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安娜相熟完全是偶然。
初中在一个教室里坐了三年，一共没有说过三句话，我记得其中一句还是“借过，好狗不挡道”。她就是爱如此讲话，大家都拿她没有办法，因为她是个彻头彻尾的坏学生，如果刘一达代表着一座耸入云端的灯塔，那她就是深入地下的下水道。那时候她时常不来上课，在街上和其他学校的男生溜达，有时候上去扯男生的头发，很用力那种，揪住了还要晃一晃，男生就这么被她牵着，脸上还赔着笑，好像是得了某种殊荣。有一次，我被老师留下写题，写来写去却怎么也写不完，倒不是我不努力，我也想早点回家睡觉，虽然不一定能够睡着，但是至少要在我最疲劳的时候躺下，而是我不懂数学，又偏执，被一道题难到，无论如何也要想出个所以然，就算整个卷纸只得到这一道题的分数，我也在所不惜，丝毫不觉得有什么不合算，而那天的那道题又恰巧是卷纸上的最后一道。老师看我有写到第二天一早的苗头，就说：你写完再走，明天早上给我。记得把教室门锁上。然后就走了，看来是饿坏了。我依稀听见她的话，可眼睛还是盯着那道题，心想今天咱俩只能活一个，我一直觉得一道题被破解的时候就是它的死期。打更的老头儿来敲门的时候，我已经算了四个小时，用了我所能找到的所有草纸，就在门响的一瞬间，我忽然明白了原来这道题的死穴是一个极其简单的定理，可我偏巧觉得一张卷纸的最后一道题不应如此简单，出题者真是个心理大师啊，相对我们这帮天真的孩子来讲。我长舒了一口气，心想若是刘一达或者隋飞飞或者随便一个前五名的学生来解，用不了一分钟就可以交卷，一转念，又觉得他们的心机也许比我更重，弄不好想得更复杂，也许苦头比我吃得更多，心情忽然舒畅了许多，觉得自己无意中发现了一条真理：有时候越聪明的脑袋越是脖子上的负担。
走出校门，看见路灯下面有两个男孩打在一处，一个揪住另一个的头发用拳头捶他的眼眶，打得另一个男孩一边用脚乱踢一边频频眨眼，可他的头发实在太长，使对方揪得十分趁手，几乎没有还手之力，估计只有等对方打累了才能逃脱。安娜就站在两人近前，哈哈大笑，我担心她一口气没有舒理好就要先于打架的两个人受伤。她一度笑得蹲在地上，用手掐着腰，在笑的间歇费力地说：我让你打他的嘴，你打他眼睛干吗？打人的男孩好像恍然大悟一样，把那人的脑袋移了移，使其嘴完整,bao露于灯光之下，说：宝贝，你看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