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不需要证据，”我平静地说，“你见过。你们俩都见过。”
爸爸说，是不是把肖恩关在监狱里任其烂掉，我才会开心；是不是我从剑桥回来，就为了让家里鸡犬不宁。我说我不想让肖恩进监狱，但需要对他进行某种形式的干预。我转向母亲，等着她帮我说话，但她一声不吭。她的眼睛紧盯地板，好像我和爸爸根本不在那里似的。
那一刻我意识到她不会开口，她会坐在那里一言不发，留我一个人孤军作战。我努力想让爸爸平静下来，但我声音颤抖而嘶哑。然后我放声痛哭——抽泣爆发自我身体某处，来自多年来我不曾感受过、已经被忘却的一部分。我想我可能要吐。
我跑去卫生间。我从脚到手指都在发抖。
我得迅速止住抽泣——否则爸爸永远不会认真对待我——所以我用老办法止住了痛哭：盯着镜中自己的脸，指责它流下的每滴眼泪。这个过程如此熟悉，做这件事时，我在过去一年精心营造的幻想破碎了。虚伪的过去，虚假的未来，全都消失了。
那天晚上，来到“教堂”走向父亲时，我并没觉得自己特别勇敢。我将自己视为一名侦察者：我到那里是为了传递信息，告诉爸爸肖恩曾经威胁过奥黛丽，因为爸爸会知道该怎么做。
也许我很平静是因为我没有在真正意义上置身那里。也许我越过大洋，在另一块大陆上，在石头拱门下阅读休谟的著作。也许我当时正在国王学院里飞奔，腋下夹着《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4]。
“爸爸，有件事我想告诉你。”
我说肖恩开过一个要用枪射杀奥黛丽的玩笑，我觉得那是因为奥黛丽就他的行为与他当面对质过。爸爸盯着我，嘴唇上的皮肤绷得紧紧的。他喊母亲过来。她来了，神情忧郁。我不明白她为什么不敢直视我的眼睛。
“你到底在说什么？”爸爸说。
我凝视着镜中的自己。这面镜子很迷人，有三块嵌板，镶着仿橡木边框。我在童年、少女时代、青春期、成年之后，凝视的都是这同一面镜子。身后的马桶还是肖恩将我的头按进去的那个，他曾在那里控
从那一刻起，谈话变成一场审问。每当我千方百计暗示肖恩有,bao力倾向，是个控制狂，爸爸就对我大吼：“你的证据呢？你有证据吗？”
“我记在日记上了。”我说。
“去把它们拿来，我要看看。”
“我没带来。”我撒了一个谎，它们就在我的床底下。
“如果你没有证据，我他妈的会怎么想？”爸爸还在吼着。母亲坐在沙发边上，嘴巴斜张着，看上去极度痛苦。
